新闻演义》开辟广播评论新视角《新闻演义》是南京经济台在1995年开播的一档在全国首开先河的评说性的新闻节目。节目开播以来好评不断，据南京经济台收听率调查反映的数据显示，《新闻演义》在同一类型节目中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位居南京所能收听电台同时段收听率之首位。同时在经济台开播十周年的主持人评选活动中，《新闻演义》的主持人沈雷还被听众评为最喜爱的主持人之一。几年来这一节目在广大的听众中反响强烈，不少电台的同仁纷纷前来经济台取经。《新闻演义》作为一个广播新闻评论型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是12：35-13：00，只有短短的25分钟时间。如此一个短小精悍的评论节目是如何做大、做强并成为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个品牌的呢？我想和它在广播评论的创新是密不可分的。
广播评论是广播这个新闻工具就新闻事件或国内外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发议论、作解释、提批评、谈意见的一种广播文体，是广播新闻中各种议论形式的总称。长期以来，提到广播新闻评论，人们总是联想到那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纯说教”的僵化模式。似乎总是感觉广播评论是居高临下、阳春白雪的产物。如何让广播评论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大家喜闻乐听、雅俗共赏的东西呢？我想《新闻演义》的出现给我们对广播新闻评论未来的走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践平台。和传统意义的广播新闻评论相比，《新闻演义》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主持人采、编、评一体化。在传统意义的广播评论中，往往设定有“评论作者”一席，他们专门为广播撰写新闻评论。在这种模式中主持人所体现的作用微乎其微，基本起到的是传声筒的作用，而且因为言不由心声，在传递给听众的过程中，其起到的效果也必然要所有降低。《新闻演义》的主持人沈雷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沈雷是1994年12月经过层层严格的考试进入南京经济广播电台在担任主持人的同时他一直兼任记者的工作，经常发回许多在听众和市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稿件，做出了很有影响的现场直播报道，其中晚间的节目在作为《午间30分》节目评选时还获得了中国广播奖二等奖。《新闻演义》的每一个环节，包括选题、撰稿和主持都是由沈雷一个人独立完成的。由于受到听众的极度欢迎，《新闻演义》从开始时每周两次增加到了每天一次。所以，主持人每天仅需要撰写的稿件就达到六千字。虽然每天的工作量成倍的增加，但采、编、评合一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树立了听众对主持人的高度的信任和支持。
2、独特的通俗化语言风格。什么是通俗？通就是通顺，俗就是大众化。通俗化应该是新闻评论的一项重要要求。这一要求使得我们的评论必须放下架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平等待人的态度，以商量问题的口吻同听众交流。在听众被众多电台的频率中所充斥的高高在上的播音腔所困扰的时候，《新闻演义》的出现无疑象一股清新的风在人们的耳畔飘荡。节目中，主持人沈雷用京腔京调演义一个个新闻事件,时而尖酸刻薄,时而诙谐幽默,听完之后,大有一吐为快的感觉。同时他让你感觉象是在和你拉家常，不知不觉在您的共鸣中完成了对一件事情的评述。沈雷的主持如果拿到播音专业的专家面前打分的话那肯定是要吃红灯的，因为他的评论里满是老北京聊家常的一些语气词和北京方言。但就是这种与众不同的评论语言使得原本让人觉得枯燥的新闻节目变得更有贴近性，更加的人性化。在一期节目当中，《新闻演义》对如今许多政府官员出国因为基本素质差而引发了以下的思索，虽然是平民化的大白话，却令人深思。以下是援引节目中所做的评论：
“走出国门溜达溜达现如今都已经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不仅那官员、企业家、文人、学者有出访的机会，就连咱普通人家的子女出国留学也不是一件难事啊。这出国的人多了，也有利于扩大交流合作，接受这新的事物。学习现代先进技术，增广见闻开阔视野。但这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啊，也无端生出一些尴尬来。不是吗？这有的人到了国外是仍然改不了那什么乱吐痰、乱扔垃圾这样一些不守公共秩序的事，忽视个体形象等毛病。以至于在一些公共场合人家老外还专门用中文做一个文明秩序的提示呢！虽然谈不上有损国格吧，却也使得咱们华夏儿女汗颜啦！其实啊，咱的一些政府官员出国呢，也常常弄出一些尴尬来。咱们中国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馆商务领事张海洋先生这一年呢得要接待一百多个代表团，待他们去那个惠普啊、英特尔啊等大公司。人家那代表团有时说呢，人家来的是省长、副省长，你们那公司得总裁、副总裁出来接待。得了，这一句话人家是在百忙之中出来了，只谈了那么几句，人家那代表团的成员呢还大都都睡觉了。张先生说这可能是时差的问题，可也有不睡觉的啊！一是人家那私人企业的老板关系到人家自己的利益。二是那代表团的负责人，因为有那面子上的问题啊！看来这还不仅仅是一时差问题，还有责任心的问题、素质的问题哦。这儿联系到咱们国内的不少会议，台上是耳提愿命台下呢是鼾声大作！想必啊是把这一陋习带到人国外去了，何况啊，还有这时差这块遮羞布呢。还有这更逗的事呢，说某市的一副市长带着一代表团到纽约去招商引资，这个市的外事办呢给那领事馆发了一传真，在安排方面提出了许多要求啊，其中一条竟然是请安排少年儿童到机场迎接，并且安排女青年到机场鲜花，哎呦这真是让人犯晕那！你当自个是国家元首啊？那是不是还得检阅一下仪仗队呢？对此，人家那张先生也大惑不解了，说自从自己啊当时就当这些人没睡醒，这都什么时代了，这是什么状态啊？要说人家这张先生厚道啊，认为这是不懂这美国文化所导致的，其实啊，除了这文化差异还有那好摆谱的陋习。这过去的封建官吏出巡要洒水净街，鸣锣开道，百姓跪迎。就这种喜欢摆官谱、官威的恶习至今还没革除干净呢！不是都有那县委书记下乡调研还得要那警车开道的事吗？就从这上级莅临要到辖区边界迎送来看，这到人家外国让人家少年迎接，女青年鲜花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呢，这身在异乡为异客，比不得在咱们国内。在一个官本位没有市场的国度里这种要求可就显得荒唐可笑、不合适宜了。有道是入乡先随俗，咱甭管是官还是民，出国之前呢先了解一下人家的风俗礼仪，否则这丢人现眼是小事，损了国家尊严可就是大事了。”
3、选题生活化。群众性是广播电台作为新闻传播工具所具备的基本性质。而群众性首先就要表现在新闻评论的选题上，它要求选择那些为大多数人所关心的问题作为题目，能引起更多人的注目。《新闻演义》有一句宣传语叫做“说你我的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恰到好处的点出了该新闻评论的定位和宗旨。急老百姓所急，想老百姓所想，说老百姓想说。只有源于生活的东西才能鲜活和生动。笔者试着纪录了2002年9月17日《新闻演义》新闻评论的内容，主要有以下的6条评论：
1、关于上海按需申领护照正式颁发的第一天，领护照出现络绎不绝现象引发的思考；
2、9月16日北京航空安检发现一名乘客非法携带4000根强磁金属条现象引出对飞机安检隐患的评论；
3、对西安出现的一起因纹唇感染性病的事件对有关部门由于美容器具消毒不严而引起交叉感染提出警告；
4、针对当下许多官员出国考察素质低下产生的评论；
5、针对深圳劳动局报道2002年绩优大型企业的老总年薪参考指导价超过50万元的新闻引发企业老总年薪超过50万元到底值不值呢的评论；
6、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汽车出口国的评论。
由上面的选题和评论我们可以看出《新闻演义》的新闻评论是立足于老百姓的。它讲老百姓能够听、愿意听，听后受益的话，也正是这样的选题贴近群众的生活，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4、新闻评论短小精悍。广播评论之所以短小精悍是由电子媒介的特点所决定的。评论一般都安排在受众最多的重点新闻里播出。如果评论冗长，势必会导致听众的腻烦情绪。所以广播评论必须以短致胜。《新闻演义》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的成功。《新闻演义》虽然每天都播出，但是每天播出的时间只有25分钟。在这25分钟的节目时间当中，它平均发表6-8条新闻评论。也就是说关于每条新闻的评论多保持在3分钟左右。这种短、平、快的叙述方式不仅满足了当今生活方式快节奏的要求，也是符合广播线形传播的规律的。有句话叫“山不在高，有仙则行；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放在新闻评论中来似乎可以套用为“话不在多，点睛则行。”广播新闻评论所充当的就应该是那点睛的神来之笔。以《新闻演义》为例，韩国在2002年为了环保曾经下令研发可以食用的牙签以保护森林资源。《新闻演义》就此新闻发表了如下评论：“研究和推广可食用的牙签，技术上应该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关键在于是否由牙签问题想到了关系到千秋万代的环境问题呢？这从这一点想到另一点。想到另一点之后马上就去做，这是保护咱们生存环境的最重要的一环，想一想，多做一做。在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大事上呢，永远比口头上的空吆喝得实用的多啊！”虽然是短短几句话，区区数十秒但其由该新闻引发的忧虑和思考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了。
广播新闻评论在中国的兴起到现在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在众多的新闻评论中，广播新闻评论只能算是评论界的小老弟。更是有人把它列入新闻评论的“第三世界”。但是随着广播评论的日趋成熟，特别是以《新闻演义》为模式的新型广播评论节目的出现，广播评论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有理由相信，给广播新闻评论充足的营养、充足的阳光和水分，它一定会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
参考书目：
(1)《广播评论—功能、选题与语言艺术》仲富兰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修辞——电视语言在纪录片中的高级运用我们已经看过了无数的纪录片。有一些纪录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经过时间的淘沙，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另一些却让人觉得像喝了白开水，过眼云烟一般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除了题材上的先天不足外，主要就在于是否有效运用了电视语言的修辞。
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的语言，人们用这些语言传达信息，交流思想，最基本的要求是表达准确无误。可是这还不够，人们希望语言在“信”——准确无误、“达”——清楚明白的基础上，能达到“雅”——生动形象的境界。这就不能不考虑，在表达内容和语言环境明确的前提下，如何积极调动各种因素，以加工后的最完美的语言形式来获取最理想的表达效果。这种语言加工的实践活动就是艺术语言的修辞。
我们把艺术语言的修辞理解为对艺术语言的修饰和调整，即对语言进行综合的艺术加工。例如画家对线条和色彩、音乐家对旋律与和声、建筑师对结构和装饰的调整与修饰。作为一门视听综合艺术，电视也同样需要对自己贩语言进行加工和修饰，这就是电视语言的修辞。修辞对于电视纪录片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上)
纪录片能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关键在于是否有深度。有深度的作品引人深思，让人回味无穷；肤浅的作品则像一阵风，吹过了就没有一丝痕迹。仅仅由一些事实简单堆积而成的片子，是没有艺术生命的。
深度本是报纸等文字媒介对抗电子媒介的武器。广播电视出现后，报纸的独霸地位受到挑战，广播电视新闻、尤其是现场直播，将传播的时间缩短到趋近于零。报纸在时效上无法与广播、电视相比，于是在开拓深度上下功夫，试图在深度上压倒电视。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似乎都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电视以快速取胜，报纸以深度取胜。
电视与深度真的是水火不相容吗？随着电视事业的不断发展，电视语言的不断丰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深度报道形态节目的涌现，现在的人们对电视表现浓度的能力已不再怀疑。可为什么以前我们的电视纪录片会难以表现深度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人们对电视语言的修辞认识不足。那时候的纪录片，全都是主题表现的“格里尔逊”模式，画面加解说，没有同期声，音乐一贯到底，声画关系松散，“三张皮”各行其是，表现手法极其单调。这些纪录片，是以解说为主，画面是解说的附庸，没有什么表现功能，可以说连语法结构都不健全，更谈不上什么修辞。正是由于修辞手法的缺席，使中国早期的纪录片有许多先天不足，与深度无缘。
今天，电视的系统语言已受到广大电视工作者的重视，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纪实语言的复苏更是为电视纪录片注入了无穷的生命力。电视语言不断完善，语法内容不断丰富，修辞手法灵活多样，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纪录片作品。许多作品能够深入剖析现象，潜入事物内核，至今仍为人所称道，证明了电视纪录片对深度的表现力，而这正是电视语言修辞手法被灵活运用的结果。
深度主要表现在感染力、透视力、艺术性三方面，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这三种属性的作品，才能说是有深度的作品。修辞正是增强电视纪录片感染力、透视力和艺术性的有效手段。
一、 修辞——感人至深的催化剂
感情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电视纪录片的生命线。“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一部纪录片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蕴含的情感是否真实、诚挚、深厚。前苏联伊戈尔·别利亚夫在《纪录片的形象》中说：“我的原则是只纪录那些触动我心弦的东西”，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情感在纪录片中的生命线地位。
修辞正是感染人心的催化剂，“修辞是达意传情的手段”，即使是纯纪实的纪录片，也不可能做到“零度情感”。许多优秀纪录片，正是凭借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同时也驾驭着观众的感情。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纪实语言逐渐复苏，人们开始认识到同期声、长镜头等手法的威力，修辞手法大大丰富起来。这一时期的纪录片，有许多都是感人至深的。《大地之心》中，赵小敬在火车站等待白东基时，显得十分烦躁，要闯进站去。她说：“怎么还不出来，再等，人都要老死了，我进去把他带出来。”这里，作品通过纪录老人像孩子般的举动，运用人物的个性化语言，反映了赵小敬的焦虑之情，表现出了积淀了几十年的情感在瞬间的爆发、冲撞。
二、 修辞——透视人心的力量
人，是艺术的永恒主题。尽管中国纪录片曾有过一段“万径人踪灭”的尴尬时光，但最终还是复归到“人”的主题上来，不仅人物性、事件性的纪录片，连事物、动植物、风光类纪录片中也充满了“人气”。
然而并非节目中有人就是表现了人。纪录片中的人，必须是具有个性的个体化的人，而不仅仅是一种笼统的符号。《雕刻家刘焕章》、《方荣翔》、《怪才尹光中》等之所以令人难忘，正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和符号，而是完全个体化的、有血有肉的、具有丰满形象的人物。而人的不可重复性、个体性最本质之处就是人的内心世界。修辞使电视语言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直接透视人物心灵，从而塑造出个性化的人物。
在以表现人和人的内心世界为主的纪录片《长江飘流》中，修辞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品大量运用了人物述说，直接透视出队员的复杂心理——有大无畏的气概，也有过胆怯和彷徨，有快乐，也有苦恼……
三、 修辞——艺术的境界
美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电视同样在孜孜追求着艺术的美。“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纪录片要想“行远”，就必须在美的追求上下功夫，努力提升自身的艺术价值。
修辞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在表达准确流畅的基础上，通过对语言的润色和各种艺术因素的组合，加强纪录片的艺术，形成独特的审美效应。电视作为一门具在独特的直观视听结构的综合艺术，融合了文学、美术、音乐等多门艺术；多种艺术因素的构架，为纪录片提升艺术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西藏的诱惑》何以动人？就是因为它用艺术性的画面、诗一样的解说、优美的音乐，把西藏拍成了一种境界，再造了“蛮荒悲壮之美”。
(下)
每一种艺术语言都有自己的修辞手法，电视融合了多种艺术，也就包含了多种艺术的修辞手法，并升华出具有独白魅力的电视语言修辞。因此，电视语言的修辞手法极为丰富，且变化万千，笔者在此仅对以往纪录片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作一归纳，供大家参考。
电视语言的修辞手法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消极修辞，一种是积极修辞，还有一种是超常规修辞。
一、 消极修辞
所谓消极修辞，又可称为本体修辞，是指在一定的语境中，某些语言要素本身即具有一定的修辞作用。消极修辞是通过对语句的选择实现的。以文字语言为例，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曾考虑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选择了“绿”，因为“绿”字在这句诗的语境中具有强烈的修辞作用。电视语言的消极修辞则是通过对画面、声音的选择实现的，主要包括：
(一) 固定镜头的选择
1、 景别的选择：不同的景别具有不同的表现力，如远景着重渲染博大的空间和整体的气势，全景能完整地观照事物和场景，中景能表现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近景能表现人物的局部表情和细微的动作，特写则具有透视心灵的冲击力和爆发力。
2、 角度的选择：同一被摄对象，用不同的角度表现，将会得到不同的视觉形象，并体现出不同的感情倾向。平角拍摄使人感到平等、客观、公正、亲切、冷静；仰角拍摄常用来表现崇高、庄严、伟大的形象和气概；俯角拍摄则能如实交待环境，拍摄人物会显得压抑、萎缩，具有贬义。不同方向上的正侧转换也有各自的形象特征。
(二) 运动镜头的选择
推、拉、摇、移、跟、升降等是最基本的拍摄技法，是每一个摄像人员入门的基本功，可以列入电视语言的语法范畴。但如果在一定的语境下运用得当，这些技法就能起到修辞的作用。
与固定镜头相比，运动镜头具在画面框架相对运动，观众视点不断变化等特点，具有更大的修辞空间。例如推可以突出重要情节因素和细节；拉可以形成反衬、比喻的效果，发挥感情的余韵；摇可以表现对比、并列、暗喻、因果的关系；移能造成现场感和真实感；跟具有纪实效应。
另外，运动镜头还可以通过对运动速度的把握，制造出一定的节奏，达到特殊的修辞效果。像《飘逝的江船》中，运动镜头就像瓯江的水一样缓慢地变化着，使作品充满了优美的乡情。
(三) 写实音响
写实音响是指生活环境中自然存在的音响，甚至包括噪音。很长一断时间内，写实音响对屏幕造型的特殊功能被忽视，纪录片中曾一度听不见写实音响。当然，这其中也有技术限制的因素。
随着技术进步，从ENG设备到数字摄像系统都为纪录音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最关键在于人们审美情趣的提高，人们开始认识到，声音和画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没有声音的形象是不完整的形象。人们发现那些表面上似乎杂乱无章的写实音响，虽然不像解说词一样具有明确的主义，也不像音乐一样悦耳动听，但在纪录片中运用后，竟能起到特别的修辞作用。它可以增加信息量，形成场效应；再现现实，再现空间；使画面具有立体感、纵深感，形成“声音景深”等等。现在人们说的电视“画面”已不再是单纯的视觉造型，而是包括声音造型在内的反映客观世界的一个整体。
《望长城》中“寻找王向荣”一段，焦建成与王向荣的母亲交谈，画面是王向荣母亲的近景，而音响中除了焦建成的问话外，还有儿媳的问话、鸡叫的声音、吆喝牲口的声音等。多层次的音响构筑了一个真实的空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四) 人物语言
人物语言，是一种具有个性化特征的造型元素，并且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情感因素、叙事因素和戏剧元素，在纪录片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修辞作用。
在早期的纪录中，常常是用解说词取代人物的语言。其实，人物的语言，除了其表述的内容外，每个人的声音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信息。人物说话的语气、语调、语速等，是反映人物内心，展现矛盾冲突，表达感情的很好手段，还能加强作品的现场感和逼真感。用解说词代替人物述说，无异于买椟还珠。
在一些纪录片作品中，人物语言以方言为主，像《深山船家》，创作者保留了这些声音的原型，展现了浓郁的地域氛围。另一些作品中的人物方言不像四川话这么好懂，有的干脆就是外国人讲外语，但作者仍没有抛弃这些声音，只是加上字幕来帮助观众理解，反映了生活的原生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实性的纪录片中，一些难于用视觉元素表达的对象，如追忆过去、展望未来、反映内心世界等，人物述说是必不可少的叙事元素。《毛泽东》就是主要通过人物述说来结构过去时空的。
(五) 客观音乐
音乐是一种表情艺术，具有强大的表现功能，但由于音乐本身的抽象性、概括性和主观性，使它经常游离于画面。为了弥补这些弱点，纪录片常选择使用客观性音乐，即声源来自画面中的音乐。客观性音乐既保持了音乐的表现功能，又具有了同期声真实、自然的特点。其表现形态有：片中乐器声音，片中人物演唱，片中歌舞等。
在一部反映一位盲人姑娘生活的纪录片中，数次出现盲人姑娘唱起自己创作的歌曲：“追求追求追求，我追求光明……”歌的旋律并不优美，但通过歌声，人们可以感受到主人公自强不息，不向命运低头的顽强精神。
以上五种是纪录片中常用的消极修辞手法。必须注意：消极修辞的前提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语境是指各种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包括作品风格、主题、前后内容等。语言要素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下，才可能成为修辞手段，而不存在脱离语境单独存在的修辞。
另外，像光线、色彩、影调等也可以具有修辞意义，例如《龙脊》合理地运用了自然光，表现了人们真实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西藏的诱惑》则色调清新而单纯，营造出另一种意境，让人充分领会自然景观的意蕴。
二、 积极修辞
所谓积极修辞，又可称为蒙太奇修辞，是指通过对各种语言要素的加工、拼接、组合所形成的修辞，是一种溶合了创作者较大主观性修辞方法，较消极修辞具有更大的能动性。
电视中的蒙太奇是从电影继承过来的。狭义的蒙太奇是指镜头间的组接，这里的蒙太奇修辞是从广义上说的，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美学风格的蒙太奇。一切艺术都离不开取舍、提炼、组合、结构，因此，从广义上说一切艺术都离不开蒙太奇。蒙太奇是一种基本的影视语言的语法，而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它更是一种修辞手法。
积极修辞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 画面蒙太奇
这是电视从电影继承过来的最基本意义上的蒙太奇，就是将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一些场面的镜头画面，依据一定的逻辑和规律连接，从而形成新的含义。
画面蒙太奇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叙述蒙太奇，也叫连续蒙太奇，这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是纪录片中使用得最多的蒙太奇。它是把许多镜头按照逻辑和时间顺序集中在一起，作用是叙述一段内容，展示一件事情。叙述蒙太奇在电视语言中主要表现出语法的意义。
集中体现出修辞色彩的是表现蒙太奇，又可称为对立蒙太奇，它不注重事件的连贯和时间的连续，而注重画面的内在联系。它以两个镜头的并立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两个画面的冲击产生一种直接而明确的效果，引发观众的联想。
在纪录片中，比较常用的画面蒙太奇修辞手法具体说来主要有：平行蒙太奇，错觉蒙太奇，交叉蒙太奇，积累蒙太奇，对比蒙太奇，联想蒙太奇，比喻蒙太奇，心理蒙太奇等。这些手法将不同的画面以不同的方式组接起来，创造出不同的修辞效果。在《沙与海》中，就很明显地使用了平行蒙太奇，沙漠中的刘泽远和海边的刘丕成两户不同人家，两种生存环境，两种生活方式，两种对生活的期望，在片中平行地组接，相互衬托出同一个主题：“人生一辈子，在哪儿生活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里有必要提及另一种与蒙太奇相对立的修辞手法——长镜头。长镜头理论是由法国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提出的，是与真实相联系的美学观点向蒙太奇提出挑战的产物。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长镜头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一种真实感，它是纪实风格最重要的修辞手法。蒙太奇把事实隐化，用另一个合成的现实来代替它，这在艺术作品中无可非议，但在纪录片中过多使用，容易使人对作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长镜头则能够表现真实的对像、真实的空间、真实的时间，保持一个事件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客观性。
长镜头在《望长城》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许多精彩段落都是由长镜头来完成的，其中牧羊人唱歌一段，镜头长达5 分钟，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牧羊人由难为情、不愿唱的情态到自然放松地高声歌唱的完整过程，具有较强的真实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除了造成真实感外，长镜头还具有另外的修辞意义，如通过镜头运动，造成一定的氛围或节奏，从而影响观众的情绪和心理。
(二) 声音蒙太奇
电视纪录片中有许多种声音元素，大致分为三种：解说词、音乐和同期声，细分的话，音乐又包含主观性音乐和客观性音乐；同期声包括写实音响、写意音响和人物语言……其中，客观音乐、写实音响和人物语言属于消极修辞，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积极修辞中常被应用的声音主要有解说词、主观性音乐和写意音响。
有些声音如写实音响，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又有不同的主次和层次。将声音的积极修辞也列入蒙太奇，是因为这些多种类、多形式、多层次的声音并非孤立存在，独立表意，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配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运用思维和蒙太奇相吻合。可以说，声音蒙太奇既是蒙太奇思维在声音修辞中的延展，也是电视纪录片声音要素极大丰富后的必然结果。
1、 解说词
解说词是纪录片中的主要叙事因素。以往纪录片的情况是解说词加音乐一贯到底，解说词甚至是一部片子的支柱。人们后来把这种现象叫作闹“声灾”。随着纪实美学的兴起，同期声的作用受到重视，解说词的地位受到冲击。然而有的创作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解说词在现代纪实性纪录片中已经毫无用处，可以抛弃。其实，纪录片仍然需要解说，只要运用得当，解说词依然能够发挥强大的修辞作用。在拍摄《大学第一课》时，创作者曾考虑过完全不用解说，只把用纪实手法拍下来的几段反映学生生活的长镜头串联成一部片子。后来发现，这样的片子好象只是一些材料的集合，缺乏内容间必要的联系和叙事的整体性。即使是很感人的材料，由于没有必要的背景交待，使人难以进入特定的情境，大大减弱了材料的感染力。除交待背景外，解说词还被用来传达间接性、概要性、抽象性的信息，增强逻辑性，并对画面起整合作用。
解说词还是强有力的抒情元素。在一段精彩的纪实段落之后，人们会觉得有话如鲠在喉，不说不快。这时用解说词加以评论，说出观众想说的话，将累积的情绪加以释放，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当然，这必须是在的确有话要说，乃至不得不说的前提下，即宁缺勿滥。
值得注意的是，电视纪录片发展到今天，解说词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它与其他元素相互溶合，嬗变为各种样式，如主持人介绍或记者出镜作现场报道、字幕等，实际上仍发挥着解说的功能。
2、 主观性音乐
音乐无疑是所有声音中最优美动听的，因此也是最具有修辞潜力的。尽管在新时期的纪录片中，主观性音乐由于其不可避免的强烈主观性，而被列入慎用之列，但谁也不能否认其强大的表现力，尤其在表达情感和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因此，即使是在纪实片中，我们也不必以音乐讳莫如深，关键在于如何运用。
主观性音乐有两种，一种叫作写意音乐，一种叫作写实音乐。其中写意音乐最常见，这是由音乐本身所具有的写意性决定的，它能够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内心感受与情绪。在反映贵州画院雕塑家尹光中艺术创作的两部纪录片《鬼斧》和《怪才尹光中》里，不同的创作者竟不约而同地在片头使用了诡谲光怪的主观性音乐，造成一种神秘奥妙的气氛，对表现尹光中从事的“鬼文化”雕塑起了烘托作用。
写实音乐其实是突出了音乐描绘形象的模拟功能，例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开头用长笛、竖琴模拟江南春光明明媚，鸟语花香的景色；瑟琶曲《十面埋伏》通过紧张的节奏，描绘了刀兵相错、人喊马嘶的战斗场面……就纪录片而言，写实音乐家一般在风光片中比较常见，在其他的纪录片中也偶有所见，例如《话说长江》的片头以钢片琴表现冰雪消融，《冬猎》的开头以管弦乐描绘东北森林的冬日景象等。
3、 写意音响
写意音响，也叫效果音响，是将自然音响进行艺术化处理后得到的超越本身意义之外的一种音响。
写意音响的母体是自然音响，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它又不再是纯粹的自然音响，而是经过了艺术化，具有比自然音响更强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是一种主客观相融合的修辞手法。
写意音响在电视纪录片作品中比较常见，它能加深作品的寓意，增强作品的艺术性。如在《雕刻家刘焕章》的片尾，镜头从小巷中拉出，离刘焕章的家越来越远，而“咚、咚”的凿木声却越来越响。这时，本是自然音响的凿木声，经过艺术化的夸张，那空灵的声音，已不仅仅是传达刘焕章在凿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是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象征着刘焕章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这音响给人留下情绪延伸的余地，使人在片子结束后，仍觉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怀念宋世雄时代——球赛观后感(网友：桂平)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足球的现场解说由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本来一个解说员好好的，却要偏偏加上一个特约评论员，结果足球现场解说变了现场辩论大赛，变成了两位解说员斗智斗勇的“沙家滨”，变成了展示才华的现场选秀。一场球赛下来，电视机旁的球迷们忍受着两位解说员不着边际的狂轰烂炸、唠唠叨叨、喋喋为休，其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于是我怀念起了宋世雄时代，那时候电视不多，节目也不多，只要一有现场直播的足球比赛，居民区就传来了宋世雄激动人心的声音，宋世雄清脆的解说声紧扣着比赛的进程、节奏，时而高吭，时而平缓，那时候足球的现场直播如没有宋世雄的现场解说是不可想象的。
本人并不怀疑当今解说员的水平，他们都是百里挑一，其知识丰富、才华超人。但球迷们要的只是现场比赛，想知道只是现场比赛的情况，现场球员的情况，教练的情况，甚至观众们的情况，特别是在比赛的高潮时，想知道谁在带球，谁在接应，这时候解说员应融入比赛中，带动观众们的情绪，最忌此时谈论别的话题。 要想使解说员融入比赛中，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人解说，这样解说员就不会分心，不会担心自己的一些小的解说错误会被足球知识丰富的特约评论员们抓个正着，不会有班们弄斧的喏喏不前。
球迷们是大度的，即使解说有错也只是一笑了之的。
郎平管我叫“福星
1982年，某杂志记者冬青来我家采访，提到我为电影《沙鸥》配解说词一事。她说：“我看了电影《沙鸥》，有您一段比赛的解说，电台的体育解说员上了电影，这倒是很有意思。有您的解说，那个比赛场面让人感到更真实了。”
的确，为故事片配解说词那还是头一次。剧本中的人和事，都是我经历过的，我很喜欢。恰巧影片的导演张暖忻来找我，希望能为影片中一个比较长的比赛场面配解说。我很高兴地接受了。
我边读剧本边想，影片虽说只写了一个沙鸥，但她是许多运动员的典型、缩影，从她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许多我所熟悉的运动员朋友们的音容笑貌。我当时就想到了中国女排，想到了“铁榔头”朗平。
十年之后，当我有一回在人民大会堂和著名导演谢晋先生交谈，得知他一直想拍一部反映足球运动员生活影片时，我却又一次想到了女排，想到了郎平。很多记者问我：“哪一场比赛您印象最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1981年世界杯女排赛。很多记者问我：“哪一位运动员您印象最深？”我脱口而出：郎平！
1978年，在曼谷举行的第8届亚运会上，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中日女排比赛实况。在转播比赛前后，我同女排队的姑娘们朝夕相处。我看她们练球，找她们谈心，知道了谁是恬静文雅的队员，哪个又是幽默执拗的选手。但仅仅了解简单的人物性格还不够，广大听众和观众更需要的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形象。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访问她们，要记，要看，还必须细心观察她们的生活，深入了解运动员的心理脉搏。就在那一次，我第一次同郎平有了较长时间的接触。这位身材颀长、结实、健美的北京姑娘，不满18岁，浑身洋溢着青春的话力和少女特有的蓬勃朝气。为了突破欧洲拦网大关，郎平每天的连续起跳扣杀，变位跑动扣杀，相当于承受一万公斤的重量级训练。真累真苦呀，超负荷的训练使得她吃不下饭，登不了楼。但她默默忍耐着。她深知“苦”和“累”是提高身体素质、攀登技术高峰、夺取光辉胜利的必经之路。在运动场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中日比赛前的一天下午，在中国运动员房间里，队员们正抓紧时间进行身体训练和治疗。我看见郎平为了提高身体机能，增强腿部力量，躺在地毯上，让医生站在她的腿上踩来踩去。郎平疼得直掉眼泪，但她咬破了嘴唇，也没有喊叫一声。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她坚持着，顽强地坚持着。在郎平训练的间隙，我问她：“这时候，你在想什么？”她果断而响亮地告诉我：“敢打、敢拼，还得敢赢！”
听了郎平的话，一种埋藏在我感情深处的东西，终于被触发了。这是多么可敬的小将啊！从她身上不正是可以看出新中国运动员刚毅而勇敢的气质、机敏又豪爽的个性吗？
与此同时，我觉得朗平年龄虽小，但很不简单，不单有鲜明的个性，而且有超人的毅力，有自己的思想，她的将来不可限量。
在泰国曼谷，郎平就像一颗奇异的光彩夺目的新星，在世界排坛迅速地升起。在与南朝鲜队的比赛中，她那力大劲猛的劈杀，防范严密的拦网，为中国队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她被称为“中国女排的新武器”。
我懂得什么叫“用汗水换取成功”，也看清了体育世界谁是最可爱的人，我明白包括郎平在内的中国女排姑娘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我在转播解说中，情不自禁地向听众观众介绍了她们的拼搏精神：
“亲爱的听众、亲爱的观众：当你看到中国女排运动员在场上的精彩表现，可曾想到，她们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年轻的小将郎平，为了提高身体机能，让医生踩她的双腿，疼得她流出了眼泪，咬破了嘴唇，也不哼一声。她曾经这样说：我是个新队员，要接受严格的考验，接受最艰苦的训练，绝不被困难吓倒……”
讲到这，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的声音是颤抖的，我的解说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嘴里蹦出来的。
1979年12月，我赴香港报道在那里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作为主攻手，郎平为中国队荣获冠军立下显赫战功，被人们誉为中国的“铁榔头”。在比赛的时候，场内场外一片“郎平！郎平！”的欢呼声。她的确像一把当当响的铁榔头，砸地有声。她的进攻力度，得到了世界排球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人们把郎平与美国的海曼、古巴的玻玛列斯相提并论，称她为世界三大主攻手之一。
12月8日，在香港，我和郎平交谈了长达6个小时。她对我讲述了自己的童年、作为运动员的成长史以及将来的打算，还展示了她丰富而成熟的内心世界。
从孩提时代起，郎平练过绘画，迷过音乐，也曾幻想当飞行员。13岁那年，父亲领她去体育馆看了一场国际排球赛。她惊喜地发现平日上体育课托不了几下就往地上掉的排球，在运动员手上那么听话，觉得又新鲜又富于魅力，于是，心里头萌发出要当排球运动员的理想。
她先到北京市第二业余体校学习，在张媛庆教练的指导下，进步神速，两年后就进入北京女排队，而且成为主力队员。一年后，袁伟民教练起用了不满18岁的她，让她参加第8届亚运会，顶替当时的主攻手杨希，打四号位。郎平对我说，她14岁时，身高就1.73米，她觉得自己高，但不笨，对自己很有信心。进了国家队以后，她感到了集体的温暖，认识到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不能脱离集体。她对自己要求很严，常想平时刻苦训练，赛时才能充分发挥。袁指导安排了一个男运动员陪练，她不把他当男的，而是当美国主攻手海曼。排球比赛当中的跑动进攻难度大，还在很少有人运用时，郎平就及早训练。她说早点掌握跑动进攻，就多了一条腿。
香港长谈之后，我和郎平后来还交谈了数次。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到达的第三天，我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再次采访了郎平。她说：“这次我们有条件夺取世界冠军。这是老一代排球运动员为我们创造的机会，我们要去夺，毫不犹豫；即使夺不下来，也要为年轻运动员提供教训。”她还这样谈到自己：“对方拦网把我当重点，我不能没有信心。我要发扬敢打敢拼的精神，从困难中摆脱出来。”
通过这一系列的谈话，一个坚毅顽强、无私无畏的战士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郎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她很有思想境界，有自己的见解。除了刻苦训练，她还特别重视加强文化修养。闲空时读了许多书刊，像《飘》、《我的前半生》、《基度山伯爵》、《人民文学》等等。
郎平很有爱心，有一次她被评为“十佳”运动员，获得100元奖金，她拿出一半给女排伙伴，另一半给了男排。在这些问题上，不计较个人得失。中国女排能够连续五次夺得世界冠军，这与郎平的奋勇拼搏分不开的。女排的许多场重大比赛，我都随团作了转播报道。郎平见了我，称我为“福星”。她说看见我就能赢。这当然是开玩笑，但说明我们之间感情融洽。
郎平在国外的一段时间，每年圣诞节，我总要收到她寄来的贺卡。虽只寥寥数语，但越洋过海，表达的是深厚的友情。
在郎平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时候，我再次采访了她。事实证明，郎平担任女排主教练是合适的，工作是出色的，成绩斐然，有目共睹。现在，在郎指导的带领下，新女排正茁壮成长，越来越成为世界排坛一支重要的队伍。在此，我衷心祝愿郎平再接再励，再上一层楼，再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