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是财富，低水平是包袱”这是一句天津人非常熟悉的话语，在天津早已经深入人心。因为没有高水平，我们吃过亏，我们受过罪，许多人对此有过切肤之痛，而天津的纺织人对此更是深有体会。
这一片气势磅礴的现代化工厂就是天津高新纺织工业园区，业内人士评价这里“整体水平国内领先、世界一流”，而这一切在十年前，天津纺织人却连想都不敢想。在天纺工作了近26年的刘生友是原来棉纺一厂的一名老员工，他说1998年是他进纺织厂工作以来最不能忘记的一年。
职工：企业基本上就是比较困难吧，像职工的医药费，买棉花的(钱)，个别机配件的周转(费用)等等这些方面，确确实实特别紧张，感觉心里不是个滋味。
在当时，有着和王生友一样想法的员工并不在少数。
职工：大家都认为，工厂都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
职工：大部分职工也认为，对纺织失去了信心。
厂里的职工们都没有心思在岗位上工作，
严金卫：职工们的情绪波动很大。
人物介绍
严金卫：现任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时任天津纺织集团天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在，严金卫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并没有特别激动。而在那个时候，天纺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严金卫给我们算了一笔帐。
严金卫：棉纺织厂破产，天一公司收购以后，整个公司的人员是一万六千人，当时结构是八千的退休工人，八千的在职工人，当年的亏损是三千八百万，这是报表的数，实际要比这亏损还多，我们是一个纺织控股公司中的一个企业，从控股公司全局讲，当时我们亏损了五个亿，当时连工资都难以发出，当时我们代表纺织的先进水平，应该就是清钢联精梳的能力，自动络筒的加工能力以及无梭织布的能力，无梭织机的占有率，当时就按照我们精梳能力生产能力不足20%，自动络筒的无接头纱的能力占到17%，无梭织机当时也是占到不足20%。
天一是如此，实际上，在1998年，天津整个纺织行业都已经陷入了最低谷，亏损高达5个亿，全系统国有总资产83。6亿元，总负债80。6亿元，负债率高达96。4%。企业债务重，富余人员多，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天纺背上了如此沉重的包袱呢？
严金卫：大的经济环境下，对于纺织工业来说，规模扩大，市场是供大于求的关系，那么来讲企业竞争相当激烈，内部问题来讲，由于我们的设备陈旧、机制不全，再加上人员负担过重，使得我们经营举步维艰，我们这些国有企业或者说是我们这些老企业，传统观念计划经济的这些理念，还在制约着我们的发展所以当时我们讲，企业最难的是的全员观念的转变，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行我们的企业，经营我们的企业，天津的纺织，过去大数是整个规模就是低水平的生产能力量很大，跟中国的整个纺织环境是一样的，那么如何在这个市场中在这个产业中找好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的经营决策。
“一片溃败，十分困难，百孔千疮，万般无奈”，这就是纺织人对当时状况的总结，其实除了纺织业，其他行业也都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难，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原任中共天津市委财经办研究员的马献林跟记者谈到了天津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
马献林：天津市它因为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它的原材料来自人家外头，天津自己不能自给，产品得往外销售，国内销到国外去，所以两头在外两头在外，这就需要你很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别人不能生产的，你能生产别人生产的，不如你生产得好，不如你的水平高，你这样就可以，才能两头在外，才能在国际竞争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否则就不行，要想在国际上，占有竞争力，关键就是用高水平产品，高水平的行业才行，所以这样呢。就逼着我们，必须要走这样的路子，就是不能再走低水平的，必须走高水平的，花多大的力量，费多大的劲，也必须走，往这儿走，这是我们客观上的要求，不然你总是低水平的重复，那就不行了，最后都吃了亏了，我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立昌同志就提出，天津市的发展必须要走，吃科技饭、走科技路，吃科技饭、走科技路的思想，就是要依靠科技进步来上水平，把天津市整个的水平搞上去，1999年的全会上，立昌书记就提出来了要全面上水平，在2005年的八届九次全会上更明确得提出来“低水平是包袱，高水平是财富”。
天津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却没有原材料和市场的优势，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如果仍在低水平的圈子里徘徊，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作为决策者，天津市委市政府已经敏锐的看到了这样一种趋势，明确地提出必须卸掉低水平包袱，跳出低水平的圈子实现质的飞跃。而在当时，对于所有的天纺领导来说，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怎么让企业活下去是他们必须尽快作出回答的严峻问题。
人物介绍：刘宝根
现任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时任天津纺织集团领导班子“班长”
刘宝根：当时的纺织业就是一个亏损行业许多地区甚至提出来要断臂求生存，我们想断臂求生存你就是活了，也是个“残疾人”啊，你怎么去生存，你怎么去发展怎么能够生活，怎么能够发展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能不能通过另一个渠道，另一种思维方式造出一个“人”来，造出一个新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