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报道组，这次采访去的是天津对口援建的西藏昌都地区，包括昌都县，江达县，丁青县。以前我们的报道地点基本集中在昌都地区，但三个对口县，却很少涉及。
昌都地区有11个天津那么大，平均海拔将近4000米，在西藏拍片的第一感受就是气不够喘， 5月19日我们抵达了昌都的邦达机场，世界最高的民用机场，4300多米的海拔立刻让我们心跳加速，胸口压迫感强烈，我们3个人的行李箱以及三台摄像机，高清编辑机，3G背包一共11个箱子，重量超过了200斤。当时我们在还没有来得及适应高海拔的情况下，在邦达机场门口拍摄了在西藏的第一条新闻，由于当时感到头重脚轻，因此摄像孙达鑫选择了DV摄像机完成的拍摄。在拍摄过程中为了减少晃动，需要屏住呼吸以确保拍摄镜头的稳定性，拍摄一个5秒的画面，就感觉好像一口气爬上了5层楼，需要气喘半分钟才能平复下来。一条一分多的消息，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拍摄完成，到昌都地区的路上，海拔在不断降低，我们以为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但高原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
同行的李杨，当天晚上到了以后就开始失眠，喘不上气，第二天发烧咳嗽，一直还坚持采访。夜晚的昌都，气温在零度左右，李杨居然还浑身大汗，我们到医院一检查，肺里两个大泡，结果是高原引发的肺水肿，而且很严重，大夫说必须马上住院。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重庆电视台也去拍摄援藏工作，一名记者就因为高原肺水肿引发脑水肿，因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天就去世了。李杨的症状，其实很严重，好在处置及时。后来，部里安排记者杨子春来接替李杨的工作。李杨不想走，几次申请留下来，他来西藏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自费买了头戴式摄像机、一次成像照相机和照片，准备给大山里的孩子照相送给他们，但是后面的采访地点海拔更高，为了安全，也为了保证采访工作的进行，我们只好和李杨分开了。
报道组5月18日出发，6月20返回天津。33天，除了路上往返的四天，我们拍摄30条新闻报道。基本上每天一条，工作的流程是白天开车拍片，晚上写稿传送，基本上都要到一两点，有时候还要通宵，由于工作压力大，采访地点海拔越来越高，杨子春的高原反应越来越重，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后来要插着氧气袋睡觉，嘴唇都是紫紫的。这次采访下来，我瘦了十几斤，因为白天坐车颠簸剧烈，中午大家常常不吃饭或者只吃一点点，要不常常半路呕吐，晚上也不能多吃，这样容易引发供血不足睡眠不好。一方面我们要完成采访任务，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别感冒别发烧，因此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感康、牛黄解毒片，还有安眠药，成了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常备药。
路险，伴随了我们的采访全过程。西藏的路，昌都最险，这三个县往来几乎都要走一天的山路，而且还不在同一个方向，计算了一下，33天的时间里，我们有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开车赶路。比如去丁青县布托湖采访，只有三十多公里，却开了四个多小时。还有在我们拍摄期间，西藏那曲地区，浙江两个援藏干部，调研过程中，还有三个当地干部，出车祸，全部遇难。当地领导也一直和我们商量，是不是就在县城采访，被我们一再拒绝。后来，到任何一个县采访，当地就派最好的司机陪着我们，援藏干部，当地的县委书记一直陪同，就怕我们路上出危险。
我们三个人，在西藏，每天都会给家里打电话告诉父母，妻子当天是否有西藏的报道，希望家人能在电视上看到拍摄的画面，也是报一个平安。
6月5日我们报道小组从昌都县赶往丁青县，路上拍摄画面，做一条抵达丁青的动态新闻。那天很不巧，一座必经的小桥垮塌了，修好遥遥无期，当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为了完成下面的采访任务，我们没的选择必须要过河。当时河水大约一米多深，但是水流非常的急，人掉进去的话是肯定会被冲走的。开始我们乘坐丰田的陆地巡洋舰过河，但是当车开到河中间的时候，汽车的轮子开始飘起来了，车身也被水流冲的横移了几米，当时摄像孙达鑫抱着摄像机在前面，觉得可能回不了家了，好在我们运气好，车没有熄火，在司机的操控下，我们又退回到了岸上。我们各自的镜头记录下了当时车在河中的画面。当时回到岸上的时候吓的大伙的腿都哆嗦了。后来当地又找了附近的一辆大型的铲车，将人和行李都扔进了车斗里才开过了河。也只有那一天，我们不约而同地骗家里人说，当天没有西藏的新闻。
几件事下来，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出现意外，还没和家里人说点什么，孩子才一岁多，将来都可能不记得我。后来我晚上编辑了一条短信，给家里，意思就是以后要少喝酒，多回家，多干点家务活，多陪父母陪媳妇陪孩子，可能，此地此景此情都不一样，媳妇也没搭理我。当时河水没有把我们带走，这就是我们跟西藏所结下的一份缘吧。
第六批援藏干部大约50名，我们一方面聚焦了天津在经济、教育、安居、农业、旅游、文化等等方面做出的援建工作，另一方面，用体验、参与、蹲守的方式，聆听援建工作者心底的声音，记录他们工作的状态，到底带给西藏哪些改变。在高原，要拍到最好的画面，要表现最合理的内容，就必须有职业，敬业，专业的态度。这次报道，如果我们选择在县城拍摄，任务也可以完成，但远不如现在的这样精彩。拿报道勘测在海拔4900米的雪山之巅来说，当时我们的援藏干部，地质院的杨永江有过沟通。他说他为了找矿观测地址，曾经去过5000多米的雪山，我们说那就去5000米，他说你们上不去，我说你能上去吗，你要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他答应带我们去埃拉山脉的玉龙矿业，我们早晨八点出发，直到下午2点，才开车来到4700米的位置，车上不去了。如果选择在这里拍摄，其实也可以，但我们了解到，为了找矿，必须要到最高峰观测地貌，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徒步攀爬，所以我们把设备整理好就向上爬。看起来200多米的距离，当地人说，你们爬到天黑也上不去，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爬直线，200米的距离，好像比跑了一天还累，期间，我们休息了几十次，也争论过是不是就爬到眼前的位置。但摄像机一直没有停，三台摄像机同时工作，记录下了我们每个人高原反应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到了曾经来过的地方，看到山体的结构和矿的分布，采访对象杨永江一改平时的状态，显得特别的兴奋激动，他说，我是学地质的，这里的舞台太大了，你们看到的是，这山的美景，我看到的是这山下的宝藏，自己走遍了所有的11个县，提交了多份矿藏报告，三年的援藏工作问心无愧。真情流露，真情实感。我们把这段采访用在片子的最后。他家里人看到这段时，就哭了。拍摄勘测在海拔4900的雪山的时候，那天也正是天津电视台的观众服务月，我们到山顶的时候，大喊大叫，兴奋异常，在雪上的顶峰的雪地上，写下了tjtv几个大字，和家里的活动遥相呼应。那个时候，我们体会到做一名记者的幸福感，杨永江的舞台，是眼前的大山，山里的宝藏是他工作的方向，我们的舞台，是天津电视台，对于我们来说，每到西藏的一个地方，那里由于我们天津援助而发生的变化，或者说，那里依然存在的贫穷继续需要我们帮助的现状，都撞击着我们的心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出现了前面所说的一系列高原反应后，依然信念不减的原因，这里面，有记者的天性和天职，也有新闻部多年赋予我们的教化。
我想，如果没有坚持，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公里，可能所拍摄的片子，就是另外一个状态。在江达县拍摄惊险不断的110公里时，我们开车走了六个小时，为了拍最远的一座小桥。拍摄大山里的夜班医生，我们陪他们一个晚上跑了两个村子，爬山过河，差点被狗咬。拍摄虫草蹲点，我们开车二十多个小时，拍摄在4800多米的高原，零下接近十度，住在海拔4600多米的村子里。回来看每个画面，我们自己都爱不释手。任何一个报道，要选择最合适的场景。这里面，要有记者的判断，记者的思考，记者的追求。有些地方一辈子或许只能来一次，有些镜头一辈子也就能这么拍一次，所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每一条新闻，要必须用心，再用心。
最后我想说的是，能够参加到走基层，西部行的采访报道，很幸运。西藏之行，在苦中品味生活，在累中学习成长，危险充实，终身难忘。（安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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