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豫：丁玲的名字我很小就知道，她的书我长大以后也读过，至于她和陈明之间的故事我是近几年才有所了解的。于是我对陈明这个人充满了好奇，在所有有关丁玲的书中收录的照片里，陈明都是青年和中年的模样，而当我见到陈明我才意识到，他早已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鲁豫：您现在身体好吗？

　　陈明：我现在身体还可以，我就是前两年得了一次病，这个眼睛受了伤，视神经受了伤，所以就这一点不好。

　　鲁豫：这个眼睛能看得见吗，左眼能看得见吗？

　　陈明：也能看得见，但是视力很低，而且看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爱流眼泪。

　　解说：陈明与丁玲是在延安认识的。1937年20岁的陈明放弃了在上海商学院的学业，满怀抗日救亡的热情奔赴延安，成为抗大13分队的一名学员。丁玲比陈明早一年到陕北，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早在1927年就以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闻名于中国文坛。她是第一位从国统区到陕北苏区的著名作家，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的红色革命最高领导层给予了她格外的礼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出席了保安窑洞中欢迎丁玲的宴会。不久毛泽东还特意作了一首《临江仙》词，赠给丁玲，称赞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鲁豫：您在此之前知道丁玲这个人吗，看过她的书吗？

　　陈明：没有看过她的书，知道她这个人。

　　鲁豫：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陈明：她就是一个作家，但是我没有看过她的作品。那个时候我心里想，我要看她的作品我也不一定喜欢。

　　鲁豫：为什么？

　　陈明：我看过《莎菲女士的日记》，觉得我不一定喜欢。因为我在上海念中学，念大学的时候，整个的那个环境我觉得我都是唱这个纪念歌的时候，纪念那个九.一八，《毕业歌》，都是唱那些歌的时候，所以我对上海的那些个花花哨哨，跳跳闹闹这些女孩子我不太接近，我不想接近。如果我们一块儿坐公共电车上学校，看到这些女孩子，我绝对不让座的。那时候我的性格就是那样子。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到延安，我知道丁玲，但是呢我并没有见过她，不认识，就是在这个演戏的时候，演高尔基的《母亲》的时候，她认识了我，我还不认识她。

　　解说：初到延安，陈明就参加了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文艺节目演出。舞台上年轻英俊的陈明给丁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们两人真正走到一起是在两个月后，丁玲出任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率团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宣传股长就陈明。

　　鲁豫：第一印象您还记得吗？

　　陈明：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穿的都是军装，都系着皮带，都打着裹腿。我们是在成立会的时候，握了一个手，丁玲她是团长，跟主任，握了一下手，知道了她。她一见面，你不是演《母亲》里的那个巴维尔吗，就是那个孩子吗，啊，我说，就是这么认识了。

　　鲁豫：也就是说您看到丁玲第一面，至少觉得她不是那个莎菲，不是我讨厌的那种类型，上海大小姐。

　　陈明：那当然不是，她那时候也是矮胖矮胖的，穿着军装，打着裹腿，跟我们一样。

　　鲁豫：您和丁玲在延安经过这样接触，工作当中老有接触，从什么时候开始彼此之间有好感了？

　　陈明：慢慢地她对我太好了。那个时候我总以为她这是欣赏我的工作，欣赏我跟群众的关系，顶多就是，总是觉得好像是一个姐姐似的，我把她当个姐姐，她年龄比我大嘛，我也不晓得大多少，我也不知道，我也不问，因为我是宣传股的股长，我要继续起模范作用，比如到农村里面去演戏，爬高，上梯子，爬下来，房梁挂什么，挂布啊什么东西，我的衣服啊破得厉害，脏得厉害，那么这个时候呢，她就说总务股，你给陈明，给他发套衣服，发条裤子，或者发个棉鞋，所以这样子我总觉得，工作上的照顾很随便，很应该嘛。那么等到后来呀，一有病她就照顾我，行军走到路上，我胃病，犯胃病了，或者什么晕倒了，那个时候史沫特莱也跟着部队的，有的时候也到西战团来看丁玲，史沫特莱听到说我病了，特别跑来看我，叫我把砖头怎么烧热，包着，给我敷腿，敷脚，因为晚上还要演出啊，我那个演出都是大声喊的戏呀，没有扩音器，也没有电灯，都是点汽灯，要大声嚷嚷，大声喊的呀，所以这个东西晕倒了，晚上还得演出，那么丁玲呢，就当然更有点儿心疼了，我看。再有以后呢，在延安生病的时候，我胃病犯了，她自己把她的伙食钱省下来，她吃小米，给我呢，两分钱一个的烧饼，省给我吃。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个是有点儿意思了。

　　解说：经过一年的相处，陈明与丁玲相知日深，陈明知道丁玲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自己，自己也对丁玲从敬意中萌发了爱意，但又觉得他和大作家丁玲有着太大的差距，实在不敢有非分之想。

　　陈明：我们有一点是若即若离，她是不，她没有离，我是有一点点顾虑。顾虑什么，也不是年龄问题，也不是说门当户对，都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觉得她经历比我丰富，她经历比我丰富，她了解我很容易，我了解她，我不是一下子就能了解的。她的特点，她的长处我发现了，我很羡慕，我觉得很好，就是这样子因为有些个怪话，丁玲她也跟我提过，她说你怕这些东西吗，我说我，我说总有点顾虑吧。她就说，这些怪话有什么了不起，他能说一天，他能说一年，他还能说一辈子吗。这倒一想想也是对的。

　　鲁豫：在这些怪话之前，您跟她也并没有正式地确立什么关系？

　　陈明：没有，没有确立，关系很好。

　　鲁豫：但并没有说我们现在开始就是恋爱关系了，没有？

　　陈明：她也没有说，她也不说。你比方说我们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人家我们的同学，现在写文章他都说，那时候一会丁玲又来找陈明了，一会丁玲又来找陈明了，找陈明要墨水，找陈明要什么，就这样子。其实那个时候她们都有心，我是无心，我有心也感觉到有一点，但是我总觉得有一点顾虑，有一点顾虑就是怕不合适。

　　解说：应该说陈明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丁玲此前已有过两次婚史，并且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才女丁玲不乏追求者。丁玲刚到陕北不久，就曾有过她与彭德怀相恋的传言。人们没有想到丁玲会把感情锁定在比她小13岁的陈明身上。外界舆论可以说对陈明有相当的压力，说他与年龄比他大，官职比他大，名气更比他大的丁玲相恋，是在攀高枝，也有人指责陈明在搞三角恋爱。于是陈明一度曾躲开丁玲，与一位女同事结了婚，以回避呼声见长的舆论压力，但是藏在内心深处的感情却无法回避，一年后，陈明终于还是离了婚，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和丁玲联系在一起。

　　1942年2月，25岁的陈明与38岁的丁玲结为夫妻。

　　陈明：就是等到后来我跟丁玲我们两个人宣布了，也没有什么正式结婚，就是宣布我们同居了。那个柯仲平老诗人，我们关系都非常好，平常关系非常好，他还问我，他说你合适吗你跟老丁，你能够，怎么说白头到老吗？我就回答他，我说你看历史吧，我既然看准了她人好，相信她，经得起考验，政治考验什么什么，我都理解了，我说那就无所谓。果然到了老年的时候，的的确确是我成了哥哥，她成了妹妹了，她是个弱者。

　　解说：陈明与丁玲婚后不久，丁玲就由于一篇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杂文《三八节有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指责《三八节有感》是借妇女问题向党进攻，幸亏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才把丁玲保护过关。这是丁玲第二次在陕北苏区遇到大的麻烦，第一次是在1939年，康生以领导过地下斗争权威人士的身份，公开说丁玲在南京有过自首叛变行为。

　　陈明：那个时候康生出现了，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到延安就管社会部，他在中央党校当校长。有一次开晚会，同学里面，党校的学生，有的人我们认识，有的人就拍掌，开晚会嘛，欢迎丁玲唱歌。丁玲其实没有进党校，丁玲在马列学院，他一拍掌欢迎丁玲唱歌，大家也鼓掌，康生就站起来就说了，丁玲不能到党校来，丁玲要到党校来，我不收，因为她在南京被捕的时候自首了。

　　解说：康生的这番话不能不引起人们再次对丁玲政治历史问题的注意。1931年，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在上海被捕遭枪杀，此后不久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共产党人冯达。1933年，丁玲在上海出任左联党团书记，因为与她同居的冯达被捕叛变，丁玲在家中被捕。后来秘密押往南京。在被关押幽禁期间，丁玲没有为国民政府做过任何事，只写过一个简单的申明书，说要“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还注明“未经什么审讯”。经过宋庆龄，鲁迅，史沫特莱等国内外知名人士多方营救，丁玲最终在1936年摆脱困境，到了延安。本来丁玲以为这段经历已经讲清楚了。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于是丁玲只好直接求助于她所信赖的毛泽东。

　　陈明：丁玲就去找毛主席，毛主席，康生为什么胡说八道，说我在南京自首了，他根据什么？毛主席就告诉她，他说，这个是党员的党籍问题，组织问题，你呀，你应该去找陈云同志，陈云是中组部的部长，你应该去找陈云谈，同时呢，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康生。这是毛主席给丁玲的答复，丁玲呢，就不去看康生，就直接就找了陈云同志，还是陈云组织部给她，给丁玲做了一个结论。最后一句话呢，“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这最后的结论。陈云，李富春两个人的签名，陈云是部长，李富春是副部长，而且陈云还告诉她，最后这句话是毛主席加的。

　　解说：有了毛泽东的信任，又有陈明的陪伴，丁玲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风雨中忆萧红》，《田保霖》《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十八个》《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三日杂记》等一批作品让经历过延安时期的人们至今难忘。

　　鲁豫：我总觉得人一生肯定都会有一个使命或者两个使命，您的其中的一个使命就是跟丁玲在一起，陪伴她这么几十年。

　　陈明：陪着她，我觉得有乐趣。你比方说，她那时候刚到边区文协，她告诉我她准备写十个人，写十个边区的各式各样的人作为练习，她跟我研究嘛，这些个人，这个是当兵的出身，那个呢民间艺人，这个人该怎么出场，我们两个人谈得很有趣味，晚上写。我们山下是大戏台，有时候演戏，我们就在山上推敲，写这个东西。等到山下人声轰轰，散场了，我们两个人吃夜宵，小米饭，拿开水一煮，自己做的泡菜，在山上吃我们的夜宵，谈写作的那一幕情形。我觉得很好，很高兴。

　　解说：丁玲在延安时曾多次同陈明谈起她想创作长篇小说的计划。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却搁置了她的创作计划，组建起延安文艺通讯团，要开赴东北，但是丁玲、陈明一行走到张家口，就由于交通中断留在当地，参加了农村土改工作队。这段意外的经历，催生了一部又一次让丁玲名声大振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被认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21万字的小说，于1948年8月在大连正式出版。

　　鲁豫：您跟丁玲在一起解放之后，最初的几年应该生活还是比较平稳的，在1955年之前。

　　陈明：那比较平稳，本来丁玲不想留在北京的。

　　鲁豫：为什么？

　　陈明：我也不想，我们都已经讲好了，我们那个时候都在东北，1948年，我们都在东北，我们两个人东北都有房子了，就是想呢，要到工厂去，要到鞍山去，要到鞍钢去。

　　鲁豫：就是因为在鞍钢，在东北可以搞创作，可以深入生活。

　　陈明：毛主席跟她讲过嘛，你到农村你也搞了十年了，可以换个方式了，可以到工厂去了，搞工业去吧。我们也是想，换个地方也好，要搞工业，特别是那时候钢铁呀，所以说我们都谈定了，要到钢铁厂去。

　　解说：这一次丁玲和陈明的设想又未能如愿。1949年7月，丁玲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当选全国文协副主席，留在了北京。后来丁玲又先后担任过《文艺报》主编，全国文协党组书记，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务，陈明则分配在了电影局剧本创作室工作。1952年，随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丁玲成了最走红的女作家。丁玲和陈明在一处叫做多福巷的胡同里选了一个小院住了下来。然而后来的生活中，多福巷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福分。不久，有关“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政治运动就使丁玲变成了罪名最大，落难最深的女作家。

　　鲁豫：在要宣布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之前，你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吗，一点都没有预感？

　　陈明：不知道，我听了传达。陆定一讲话，周扬讲话，邵荃麟，邵全麟那时候是党组副书记吧，听他们的传达，听了三天，就是报告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四个罪状。完了之后还有几个同志发言，有同志还要点我的名，要我跟丁玲划清界线，要揭发丁玲，你揭发丁玲你才能自己还工作下去，类似这样的话也有。听完了传达我回来，丁玲还在写小说，她正在写她的短篇小说，还是在一个本子上写的。我一回来，电灯底下，她要念给我听，我说你先等一等念，等一会再说。我说现在我呀，我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文件，是中央的关于你的。我没讲内容，是关于你的。我说我想啊，你小说先停一停，你是不是跟中央组织部你要求看这个文件，看一看这个文件，我说应该给你看。他现在没给你，你应该问他要。

　　解说：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先后召开16次党组扩大会为“丁陈反党集团”罗列了四大罪状，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与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些今天看来近乎可笑的罪状，当年却把丁玲和陈明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丁玲被划为右派分子，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陈明也因为不能与丁玲划清界线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

　　鲁豫：我在您的有一本书里面看到，您跟丁玲在1958年在多福巷，两个人是在分别之前有一张照片，两个人样子都很悲伤。

　　陈明：对。

　　鲁豫：那是您被下放之前？

　　陈明：我们两个人都开除出党了嘛，开除党籍，我们两个人都下了决心了，我们自己都想了主意，到哪里去，怎么办。我们那个时候都定了，那个就是过去的历史，党龄，都不要了，你开除，我都不要了，我跟丁玲我们俩都是这么一种心情，我从头干革命，就像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参加革命时候那个情绪一样。

　　鲁豫：那心里面是想不通的呀。

　　陈明：想通了，自己想通了。

　　鲁豫：怎么想通的，对于两个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到现在被开除党籍，一切从头开始。

　　陈明：那没办法，我们知道冤枉啊，我们知道你错了，错的是你，我没有错，党没有错，党是哪一级错，哪一个时候错，责任在哪里，那个我们将来再瞧，反正把我打成反党集团，错了，百分之百地错了。

　　鲁豫：那你们两个人心里面会不会有绝望，或者。

　　陈明：没有绝望，没有，我们心里想过去20年，我还有20年，还有多少年，而且你这个错误要纠正的，迟早我们总以为我到北大荒去，一年、两年、三年总可以了，就可以回来。所以我们临走以前我们两个人不流泪，不叹气，不诉苦，高高兴兴地走，重新做人。

　　鲁豫：表面上可以不流泪，不叹气，但是心里面。

　　陈明：心里面那当然谁都明白，她一听到我开除党籍，她一直就哭嘛。

　　解说：1958年，陈明与丁玲在多福巷小院中过了一个凄苦的春节后挥泪告别，陈明先一步踏上了劳动改造的道路，前往北大荒的853农场。

　　陈明：我到了不久，王震到我们那个生产队去看我们，吴祖光啊什么，我们都在一个队。旁边那些同志都说，咱们请他讲话，请他讲话呀，王部长来了。就推我，要我去跟王部长说，请王部长讲话。我说好嘛。我们就集合队伍，请王部长去训话。王部长第一句话，我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啊？第一句是这样的话。最后就勉励，你们这个村，你们是向右，我给你们村改个名字，叫向左村好不好啊？好啊。王震他本来也知道我，我还到他们部队去慰劳过嘛，在南泥湾。所以呢，过后，完了以后，讲话完了大家都散了，我又去了。我说，王部长，有个问题想跟你汇报，我说关于丁玲的问题怎么处理的，我说丁玲自己呢，也愿意到东北来。王部长说是，她到东北来我欢迎啊，她到这来我欢迎啊。我就说呢，我说可能呢领导上对她还有些照顾，觉得天气冷了，天寒地冻，怕她有关节炎，怕她身体不合适，我说如果您赞成的话，您支持的话，请你回到中央给中央提一提，我也不知道他跟谁，我说请给中央提一提。结果他说好，她来我欢迎。就这样子呢，所以过了，他回到北京以后，好像过了中秋节了，那么丁玲就写信告诉我了，同意她来。

　　解说：陈明不放心丁玲一个人留在北京，他希望丁玲远离政治运动漩涡的中心，在陈明到了北大荒三个月后，丁玲也被批准前往北大荒密山农场。后来王震出面，把丁玲和陈明一同安排在了条件稍好些的汤原农场。这一年丁玲已经54岁了。

　　陈明：丁玲拿着信就去找这个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老红军，福建人，都长征的。看了这个信，哎，这个信不对呀，给工资呀，怎么不给工资呢，那你们吃什么？丁玲就说，我还有一点公债，还有一点公债，目前还可以。这个不符合政策，俘虏还给饭吃呢，怎么你到这来不给工资呢。

　　鲁豫：那这样到了北大荒以后她是写作，拿工资吗？

　　陈明：没有工资，她不能写作，这丁玲她现在，我到这个劳动生产单位，农业生产单位，我成天关在屋子里写作，人家怎么看我啊。

　　鲁豫：那她能干什么工作，她身体也不好。

　　陈明：那么丁玲考虑到我刚刚到东北，到这么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都是周围的人，周围的人都把你看成右派，是反党的，我怎么能关着门写东西呢，对不对，我尽可能地吧，干一些。他们领我们参观，看了一个什么，有一个养鸡队，丁玲说，我到养鸡队吧。养鸡队她也不能啊，养鸡队什么的拣鸡蛋，上交鸡蛋，每天到鸡窝里拣鸡蛋，那都是集体喂鸡，一百多少一群，一个畜牧队一两千只鸡呢。那么你那个不行。那么里面有一个孵化室，孵小鸡的，孵小鸡也不是人工孵养，是半机械化，木头机器，搁鸡蛋，养鸡。她说我挑了一个工作，我到孵化队养小鸡。这个可以，你试试看吧，你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走。她干什么，挑鸡蛋，半天就累着了，人家就，那个孵化队的人就说，你休息吧，你休息吧，岁数大了，你别干这个了。她还是挑了几次，学了几次。等到后来呢，这个孵化出来的小鸡，都是几百只几百只一批出来。队上有专门的养鸡姑娘，有的养鸡姑娘嫌这个出来的小鸡站不起来，不抢食，就是弱鸡，弱鸡呢这些小姑娘都不要，她当然挑好鸡，成活率高啊，她就说，我来试试看吧，你们挑剩下来的弱鸡，病鸡，你们挑，我来试试看。

　　鲁豫：她来养？

　　陈明：她就专门养这个鸡，她养这个鸡呢，她就是不在地上养，她在炕上，用那个席子隔开。

　　鲁豫：在你们住的炕上吗？

　　陈明：我们不是住（这个）炕，这个养鸡队有这个炕，我们不住，有空炕，就搁在上头，烧点热炕，温热，让它温热，把那席子隔开，她观察这个是冻得直哆嗦，这个腿软站不起来，那个呢，能抢能吃，那个呢弱鸡就懒得动，就不去抢食。她就把它分隔，分开来。

　　鲁豫：养得好吗，后来？

　　陈明：她（养鸡）的成活率比那个养成鸡的姑娘的成活率都高。

　　鲁豫：你们参加这种劳动，在劳动的时候可能可以忘掉一些事情。

　　陈明：对，不想这些事，过去的事我们不想，丁玲做这个工作，她就这个毛病，要负责做什么工作，她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解说：大右派丁玲在中国文坛上消失了，开始用握笔杆子的手摆弄鸡蛋和小鸡。她再也未能完成构思已久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不能写作，写了也不可能发表，稿费收入也就断了，又没有工资，曾经把五万卢布斯大林文艺奖金全部捐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会的丁玲感受到了生活的窘迫。

　　鲁豫：丁玲以前是抽烟的是不是？

　　陈明：抽。

　　鲁豫：但她在这个时候把烟戒了？

　　陈明：没有戒掉，也还是抽。

　　鲁豫：因为我看她在那个文章里面，就记忆那段生活的时候，当时她们那个宿舍里面，跟一些比较年轻的，也是在农场劳动的人住在一起，那些人就很凶地说，你还抽烟？！

　　陈明：那个时候抽的烟，都是那个树叶子，不是正经烟，没有钱啊，哪能买那些烟呢。有的时候我拿我的津贴买一两包烟给她，你别抽了，以后别抽了，这些里面都是渣子，不晓得什么东西，对身体不好。慢慢地慢慢地就抽得少了，那个钱没有买的，所以她也就不抽了。

　　鲁豫：但是到了北大荒，当时的生活还是很苦的？

　　陈明：北大荒啊，不一定，北大荒呢，那种苦不是在吃上面，吃你能吃多少，那里有大米，我们想在东北还有大米呀，而且我们，告诉你呀，我们向来就是到了北京以后，我们每一个星期得吃两三顿粗粮，不能老吃大米，白面，吃好的，那个胃吃娇了，我将来要到下面去的话，倒不是说下面一些下放，就是我得到农村去，到工厂去，那个生活要差得太远了，我们都不习惯了，说不行，我们也得每一个礼拜要吃个三次粗粮，烤白薯，烤饼子啊，窝窝头啊，哪怕我们做得精致一点，粗粮细吃，我们也要吃啊。所以有这个精神准备。

　　解说：陈明的右派分子帽子终于在1961年摘掉了，但是农场连续几年对丁玲摘帽问题写的报告均无回应。那段岁月，陈明成了丁玲唯一的精神寄托。

　　陈明：我摘了帽子，我连什么工资问题，级别问题，我一概都不提，我没有跟党，跟局里面，跟农场提我这个问题，我摘了帽子，那我怎么样，工资怎么样，我还干什么，我一个都不提，为什么？我不愿意刺激丁玲，所以我摘了帽子还是30块钱，原来28块，30块，现在到了这还是30块。

　　陈明：在您被摘帽子之后，丁玲会不会心里还是有压力，觉得会拖累你？

　　鲁豫：没有，那是最早的时候，有负担，1954年的时候有点负担，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相依为命了。

　　解说：多年后，丁玲在回忆北大荒生活的文字中，写了这样一件往事。有一次陈明听说玲生了病，立刻请假赶回来看望她，并对她说：“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已经承受了一切，还准备着承受一切，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你。”

　　接着丁玲又用这样一段文字记下了自己对陈明的依恋：

　　他拭去我脸上的泪痕，飘浮在海洋中将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躯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挣扎着，我不怕了，我又得救了。我能达到彼岸，踏上新大陆。

　　(待续)

　　首播：5月18日 21：10

　　重播：5月19日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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