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名记者，曾写下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新闻名篇。他是一个社长，他把新华社引领为世界级的通讯大社。他勿忘人民，把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呼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名字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象征。

　　他就是人民记者——穆青。

　　穆青1921年出生在安徽蚌埠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从小跟随祖父习文练武。十岁那年，由于祖父去世，举家迁回河南杞县老家。穆青的中学时代是在杞县大同中学度过的。大同中学由留德博士王毅斋先生创办，吸引了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当年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大同中学为活动基地，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身处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氛围中，穆青接受着革命理想的启蒙和熏陶。1937年，抗战爆发，16岁的穆青毅然投奔了八路军。

　　采访 穆镜涵

　　在山西临汾，穆青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后来被分配到贺龙任师长的120师政治部工作。1940年，组织上安排穆青到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那时穆青的心中有一个梦，就是当作家。

　　毕业后，由于一篇实习写作的小通讯，穆青被延安《解放日报》相中，从此开始了他长达60年的记者生涯。

　　进入《解放日报》的第二天，穆青就和另外一位年轻记者张铁夫一起去采访模范工人赵占魁，赵占魁是当时边区军工厂的一名铸造工人。

　　采访 陈二厚

　　两个人索性留下来与赵占魁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打来洗脚水为赵占魁洗脚。

　　伴随《赵占魁同志》、《人们谈说着赵占魁》等一系列报道，赵占魁的名字传遍了整个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鼓舞人们提高觉悟、努力工作、多做贡献的形象教材。学习赵占魁的运动在解放区轰轰烈烈开展，持续数年之久。

　　六十年之后，穆青回首沧桑岁月，写下了自己心迹：

　　清凉山上的这段岁月，虽然充满了艰难困苦，但给了我思想和业务方面严格的训练和培养，使我认识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和党报记者的神圣职责，通过我们的新闻报道，可以引导、鼓舞、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前进，实现党制定的伟大目标。

　　以发表在1943年8月22日《解放日报》上的《雁翎队》为开端，穆青撰写大量记录可歌可泣的革命战争进程中重要历史转折的通讯。

　　1945年9月，穆青参加了挺进东北先遣小分队，到《东北日报》工作，他先后写出了《一部震天撼地的史诗——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14年斗争史略》、《周保忠将军答记者问》等名篇。

　　1949年，穆青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随四野南下，先后写出了《湘鄂道上》《记湖南的和平解放》《湘中中的红旗》等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报道。

　　解放后，穆青同志先后担任新华社编委会委员、农村组组长，华东总分社社长，上海分社社长等职务。1958年6月，37岁的穆青调回总社任国内部主任。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穆青同志提出“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口号”，他把新闻工作形象地比喻成吹进军号，要求记者深入采访，挖掘能深刻反映人民群众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典型人物和事件。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产生于那个时代背景下。1965年底，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和国内部记者冯健一道踏上了中原大地。当时他们准备写一篇反映豫东人民抗灾减灾的报道。按照穆青的指示，时为河南分社记者的周原先期赴豫东采访，几天后周原来到了兰考。

　　采访 刘俊生

　　1965年12月17日，穆青、周原、冯健一行走进了兰考县委大院，在焦裕禄当年工作过的会议室里，穆青听取了感人肺腑的汇报。

　　63年冬天，天降大雪，焦裕禄倚在办公室的大门口说：“天下这么大的雪，群众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牲口会不会冻死？”，他以县委名义连夜起草了一份雪天工作通知。第二天天一亮，焦裕禄就起来，组织县委同志开会，他说：“我们在大雪封门的时候不能躲在屋里烤火，共产党员在群众最最困难的时候应该出现在群众面前。”他带着一班人踏着没膝的积雪，一连转了9个村子，把救济粮，救济款送到困难群众的家里，当时焦裕禄已身患重病。

　　焦裕禄去世后，兰考几十位农民自发来到郑州烈士陵园为焦书记扫墓，当他们找到焦裕禄的墓碑后，扑通扑通跪在地上，哭成一片，“焦书记，俺来看你来了”，老农张金岭痛哭着说：“焦书记呀，你是为俺兰考人民活活累死的呀！困难时，你为俺操心，跟俺受罪，现在日子好过了，你却一个人躺在这里……”

　　采访 刘俊生

　　当天晚上，县委又组织当年在焦裕禄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座谈，追忆与焦裕禄朝夕相处的日子，大家是流着泪讲的，穆青、周原、冯健一行人是流着泪听的。

　　采访 穆青

　　第二天，穆青在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和通讯干事刘俊生的陪同下，深入到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村，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实地进行调查采访。

　　开封宾馆，当年就是在这里完成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初稿创作。

　　采访 冯健

　　当年写焦裕禄有两个敏感问题：一是写不写阶级斗争，二是写不写自然灾害，在文革之前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对于人们噤若寒蝉的敏感点，穆青表现出了一种凛然大气。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景象啊！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万亩庄稼。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就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周原后来说：“为什么《焦裕禄》发表后有那么感人，多少人流眼泪，这离不开时代氛围，人们埋在心底不敢说的东西，一下子宣泄出来触痛了人们的共鸣。”

　　几天后，穆青、冯健带着1.2万字的初稿回到了北京。

　　今天在新华社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焦裕禄》文稿的全部修改清样，七易其稿，从这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呕心沥血、精益求精的心影。

　　穆青说：“人物通讯的力量在于真实”。为了保证稿件事实准确，发稿前，穆青要求周原带着文稿回兰考认真核对，这种求真务实的作风至今仍为同行所称道。

　　1966年2月6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动人的事迹伴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伴随着一份份报纸传遍了全国各地，震响了山山水水，震撼着亿万人民的心灵，一个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从此矗立于天地之间，铭刻在人民心中。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创作成功坚定了穆青的信念，也激发了他的热情，但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把他的梦想彻底打碎了。

　　1970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新华社的一批老干部得到了解放，穆青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1975年中国进入了一段非常岁月，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同志复出并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他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国民经济出现转机。

　　1975年9月，在山西省大寨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这时江青来到了大寨。

　　采访朱穆之　李琴

　　会后，穆青感到“事关重大”，他秘密地约见了老领导吴冷西同志，后来又报告了胡乔木。在那段非常岁月，穆青以高度的使命感和政治敏锐性，洞察风云变幻，关注国家命运。

　　采访续磊

　　经与朱穆之商定后，由穆青负责找到有关记者，整理了一份报告材料，并起草了一封简单的信。朱穆之和穆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两人秘密商定，由外事记者李琴负责将材料通过主席的两位秘书王海容，唐文生转交给毛主席。

　　采访 李琴

　　当时的政治风云转瞬即变。1975年冬天，“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紧，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王海容退回了信和材料，“朱穆李”状告江青被迫流产。不久，事情被人告发，“朱穆李”三人以分裂党中央的罪名被停职审察。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穆青又一次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朱穆李”事件成为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经典，在新华社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朱穆李”重新相聚一起，忆往昔，峥嵘岁月，感慨万千。1996年，在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上，吴冷西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这样大风大浪的紧要关头，穆青同志是做到了坚持党性原则，不讲个人得失的。我们论断一个人的一生，就要看他在最紧要关头是不是坚定，穆青同志经受住了这个考验，这是很不容易的。”

　　“报告文学贵在表现时代精神，难在预示历史趋势”——穆青

　　1978年3月，新华社播发了穆青和陆拂为、廖由滨合写的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这篇文章写的是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不顾“文革”的迫害，为了完成周总理的嘱托，坚持搞棉花科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打击，始终没有放弃。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文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媒介上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1月15日夜，穆青等新华社领导毅然拍板决定，播发《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电讯，这则只有239个字的消息被称为中国开始拨乱反正进程的标志。

　　1981年1月25日，穆青与郭超人、陆拂为合写的《历史的审判》播发，该述评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对“文革”的荒诞，进行了理论清算，人称“法庭外的起诉书”。

　　1989年政治风波后，改革发展又面临一个紧要关口，姓“社”姓“资”的争论阻碍着社会前进的步伐。1992年1月初，穆青赴广东调研，他与胡国华、王志纲合作采写了新闻力作《风帆起珠江》，文章以生动雄辩的事实，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以广东的巨大变化为改革“正名”。

　　几个月后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的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从此进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为什么穆青总能站在时代的潮头，总能准确地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呢？他自己的一番话也许道出了内在的缘由：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要关心大局，把握大局，要时时刻刻把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要同党、同国家、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齐爱憎。”

　　这就是人民记者——穆青。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80%。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大农村和农民中的大多数还处于贫困状态。

　　穆青的心紧贴着农民的命运。改革的春风起自广袤的田野，穆青多次组织记者深入农村，随时关注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穆青号召大家冲破极左路线的束缚，讲真话，把下面调查到的情况如实反映上来。他自己先后参与采写《滇行三千里》《中国农村的一角》等稿件，为破晓的中国农村改革呐喊助威。

　　河南是穆青的故乡，也是他采访和调研的基地。1982年9月，穆青和周原采写了一组《河南农村见闻》，反映改革后农村出现的一片喜人景象。《抢财神》可以说是其中最精彩的一篇。打破了精神枷锁的农民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他们把科技人员当作“财神”抢到自己村，帮助致富。穆青抓住了这个典型，以一篇欢畅、明快的作品，敲响了科技兴农的锣鼓。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们摄制组重返故事发生地高河套村时，当年文章中的主人公大队书记高喜和“财神”刘凤理已经作古，但“抢财神”已成为一段佳话留在了老百姓的记忆里。

　　采访 高保民

　　《谁有远见谁养牛》是1982年穆青、周原深入扶沟调查采访后创作的作品，他指出牛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价值和养牛事业大有可为的前景。这篇报道很快被当作农民的致富信息广为流传。扶沟县委、县政府自1982年起，连续印发布告号召养牛。“谁有远见谁养牛”被作为标语，刷上了村村户户的墙头。1993年10月，穆青重返扶沟，看到养牛业已成为农村的一大支柱产业，又兴奋地写了一篇通讯《赶着黄牛奔小康》。从《谁有远见谁养牛》到《赶着黄牛奔小康》，穆青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意识，为农民朋友致富出谋划策，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出谋划策。

　　在河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不忘三书记。这三位书记指的是原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原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和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辉县位于太行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农民生活十分困苦。20世纪70年代，辉县人民在县委书记郑永和的带领下，开展了改天换地的斗争。他们劈山开路、垒石造田、兴修水利工程。从当年的纪录电影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雄浑壮观的劳动场景。

　　“全国大乱，辉县大干”，在当年阴云翻滚的岁月，辉县仿佛是罅隙中闪出的一束阳光。但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郑永和却被污蔑成“只管干干干。不看纲和线”，简直是“生产党”，不是“共产党”，郑永和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采访 郑永和

　　从此，郑永和与穆青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八十年代，郑永和离休后回到了太行山，他组织退下来的老同志一道成立了老干部服务队，义务修桥补路、帮助引导山区农民防治果树病虫害。穆青闻讯后，赶到辉县进行实地采访，并欣然成为了“老头队”的编外队员。

　　“北干渠”位于辉县北部山区，是为解决山区人民吃水而修建的一项“民心工程”，也是郑永和与穆青两位共产党员共同心血的结晶。

　　采访 郑永和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北干渠迟迟不能上马。郑永和四处奔走，穆青也在北京和省里反复游说，并撰写文章营造舆论。老愚公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1999年4月18日，随着崇山峻岭中的一声炮响，山区群众盼了22年的北干渠工程终于开工了。2001年4月，北干渠修成通水。

　　采访 郑永和

　　1999年6月28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穆青和陈大斌合写的通讯《老书记和北干渠的故事》，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三讲”好教材》，文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

　　如今在辉县，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人们自发地刻下了“人民永和”四个大字，它既体现党和群众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深情，更为共产党员矗起一座丰碑。它启示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不在于你有没有职位，只要你心里装着人民，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丹心，你就具有了感天动地的人格力量，你所干的事业就会成为千万人拥戴的事业。

　　“勿忘人民”是穆青生前最钟爱，也是题写最多的四个字。穆青曾六访兰考、七下扶沟、四去宁陵、八进辉县、两上红旗渠，他用一生的行动为我们诠释了“勿忘人民”的深刻内涵。

　　在新华社的院子里，种着两棵樱桃树。樱桃好吃树难栽，二十年前，一位名叫潘从正的老人，派人用扁担挑着两棵树苗，千里迢迢从河南宁陵来到北京，送给他的好友——新华社社长穆青。

　　潘从正人称“老坚决”，是豫东宁陵的老一辈造林模范，为了堵住万碧风口，他抛家离舍，同妻子住在沙荒地培育苗圃，植树造林。在那动荡岁月，他千心万苦栽培的防护林却几经洗劫，但老人依旧没有放弃。

　　1979年3月，穆青和陆拂为一起，来到了万庄林场。

　　采访 潘园林

　　回到北京，穆青与陆拂为合写了通讯《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

　　到1989年潘从正去世，穆青曾四次看望老人，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81年，穆青邀请潘从正到北京做客，老人受到了贵宾的礼遇。

　　采访 潘付修

　　在万庄林场“老坚决”的故居前，种着一棵泡桐树，树干挺拔、枝叶茂盛，这是穆青与潘从正最后一次相见时共同种下的“友谊树”。

　　1989年12月3日，享年87岁的“老坚决”无疾而终，弥留之际，老人口中不住地呼唤着穆青……穆青……他留下的遗言是把重孙的名字改为“冬青”，让潘家子子孙孙都记住穆青。

　　惊闻噩耗，穆青十分悲痛，他提笔为“老坚决”撰写碑文。

　　此处原先有棵老柿树，年年挂果，纵是压弯了腰也硬撑着，他常夸这老柿树不偷懒，说人生也是一棵树，也应该多结果……他默默奉献的一生，是我国一代农民的风范，他为国家为人民缀网劳蛛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除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这是流传于当年红旗渠工地的一句顺口溜。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开凿了震惊世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任羊成是当时工地上的除险队长，他腰里系着一根粗绳，手拿撬杠和铁锤，在悬崖峭壁间凌空作业，排除险情。

　　采访 任羊成 穆青

　　时光一晃过去了26年，1990年《中国记者》第7期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他爱那万顷麦浪》，记述了穆青对往事的回忆，透露出他的内疚心情，“我怎么也忘不了那腰部的一圈老茧”，穆青说，他欠了任羊成一笔“文债”。

　　当年《安阳日报》的两名年轻记者高安宁、张遂旺看到了这篇报道，他们费劲周折，终于找到了早已被人们忘记的任羊成。

　　1991年1月14日，山里人装束的任羊成背着半袋绿豆、半袋小米，来到了北京。

　　采访 任羊成

　　一个在北京身居要职的大官，一个普通的山里老百姓，多年前的一次短暂相见，却让穆青牵挂了26年。

　　采访 赵德润

　　采访 穆青

　　穆青把人民看得很重很重，人民也把穆青看得很重很重。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奔涌，洪流翻滚，难免泥沙泛起。新形势下，一些干部抵御不了物欲的腐蚀，丧失了党性原则，人民群众怀念焦裕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1990年6月，当年创作《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三位作者穆青、冯健、周原一起重返兰考。他们瞻仰了焦裕禄陵园，重回焦裕禄当年治理三害的村庄。每到一地，穆青都与老百姓促膝谈心，询问干群关系问题，兰考人民向他们倾吐着怀念焦书记的浓浓情意。

　　1990年7月9日，穆青、冯健、周原合写的《人民呼唤焦裕禄》播发，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三位老新闻工作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职业精神，用深沉雄健的笔触道出了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呼声。

　　采访 赵德润

　　新华社大厦六层一个不起眼的房间，是穆青同志的办公室，在这里，穆青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十年。斯人已逝，这里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未加半点修饰，从点滴的细节里，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代新闻宗师的崇高品质。

　　采访 赵德润

　　采访 陈二厚

　　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穆青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勇于创新，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作为新华社这个万人大社的领导者，穆青积极主张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地拓展通讯社职能，他主持创办了《半月谈》，《瞭望》，《环球》，《经济参考报》《新华每日电讯》等报刊杂志，丰富了报道领域，更加有力地发挥着新华社作为党的喉舌的强大作用。穆青还领导新华社走向世界，只用短短1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通讯社几十年走过的路程，使新华社成为国际新闻界瞩目的新兴竞争者。

　　20世纪80年代，穆青提出“图文并茂，两翼齐飞”的新闻观，要求新闻记者用文字和摄影“两条腿走路”。穆青身先士卒，背起相机，奔走于繁华的都市，穿行于荒僻的乡村，攀登高山之巅。跋涉草原大漠，拍摄了许多构图别致，画面精美的作品，先后出版了《彩色的世界》，《穆青摄影选》等摄影集。

　　2002年，81岁高龄的穆青登上了海拔4500米的四姑娘山。

　　采访 陈二厚

　　采访 赵德润

　　为此，穆青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下山后不久他就被查出肺部肿瘤，2003年10月11日，中国新闻界一颗耀眼的巨星陨落了，穆青魂断四姑娘山，走完了一名人民记者的最后一程。

　　(一组采访穆晓风 李琴 陆拂为 杨贵 李峰李颖息 陈大斌 朱穆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说：“穆青同志是新闻界的楷模，是三贴近的典型。”

　　1996年，穆青出版了作品集《十个共产党员》，书中收录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铁人王进喜、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植树老人潘从正、除险英雄任羊成等十个共产党员的故事。

　　在《十个共产党员》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穆青是第十一个共产党员。

　　播出时间：2004年7月7日　7月14日 23:30　天津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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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7月10日　7月17日　21:10　天津电视台科教频道

　　　　　　　2004年7月14日　7月21日　15:05　天津电视台科教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