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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秉承“关注民生冷暖,传递人文关怀”的理念,贴近百姓的生活状态,感受他们的人生冷暖。
  《沟通》栏目组的成员深知对于百姓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所面对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是升学、就业、看病、买房、过好日子等等这些现实的问题,这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主业。为此,着眼百姓的切身利益,并在对百姓的关注、关怀中提炼作用于时代的人文精神,做一档受人尊重的、有精神品质的节目是《沟通》坚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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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


一本书的故事

 

  嘉宾简介:

  王军,新华社主任记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从事经济报道工作。1993年开始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1955年: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分的编写,应邀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学术演讲,参与策划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在完成本书写作的10年间,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动态,对建筑创作、房地产开发、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

  《城记》内容简介:

  在完成《城记》写作的10年间,作者王军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全书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画作,如梁思成先生工作笔记中的画作和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

  谈话实录: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沟通》!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建国五十多年来,北京城经历了好多变迁,前不久有一位记者用了他十年的积累写了这么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城记》。这本书不便宜,但是销量特别好,这几个月一直排在销量排行榜的榜首。而且是一版再版,那么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请来了这本书的作者,我们有请新华社主任记者王军王先生。王军,这本书我看过了,有人也给这本书做了一个评价,说这本书大概写的是北京城,这个城市建设五十多年来的一种历史,或者是一种记录从你作者的角度你怎么定义你写的这本书?

  王军:这本书是一本以记录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城市规划、发展演变的历史这么一本书,那么其中的内容也包括了上个世纪上半业的一些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京的发展史,一个大背景之后是近五十多年的变化。这本书呢,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我是学新闻的,我相信记录这种力量!

  主持人:王军毕业人民大学新闻系,有没有人问你,学新闻当记者,为什么要写《城记》这样一本书?

  王军:我在毕业的时候我到新华社当记者,然后我的一个同事跟我说,北京以前有城墙二十多年前就没有了;我说怎么没有了,二环路就是城墙啊!把它给拆了修二环路下面是地铁,这事我从来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说,我能不能把这事搞清楚。于是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后来写了这么一本书。

  主持人:是最初的新奇感让你步入了这个领域?

  王军:对,一个是新奇感,另外一个是确实我想见到城墙。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觉得,我突然知道这个事的时候,我当时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在那会儿拆的时候,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有这种感觉!那是1969年的事那一年我刚刚出生,他们怎么可能征求我呢?但我想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主持人: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王军:后来我在了解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很多年轻的、包括海外的,他们来到北京之后,知道北京城墙没有了,他们说为什么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后来我读到一句话我一下就明白了,就是十九世纪英国成立了一个《文物保护的协会》,一个民间的协会。他的创办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历史文化遗产不是属于任何一代人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能随意来处置它。我们只是后代的保管者而已,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

  主持人:王军从你写的厚厚的一本书里这上面有好多的照片,详实的文字资料,能看出来你下了很大的工夫,那么也就是说,最初的触动让你深深地陷到这里面去了。

  王军:因为我是学新闻的,我觉得新闻应该和史学和学术更多地结合新闻,如果和文学当中,比如能夸张的一部分,或者虚构的一部分(结合),我觉得是不可以的。这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一个观点,所以一定要拿事实来说话,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叫记,记录。是谁在记录这个东西?历史就活在那个地方,我们要找到这个事实。

  主持人:经历了好多问题你有没有陷到一些问题的矛盾冲突当中去?不光是以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角度,那是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

  王军:你给我提的这个问题,我就老想到在新闻界里面一个很著名的事件,有一个国外很著名的一个摄影师,摄影记者,他拍一张照片得了一个大奖,就一个老鹰抓了一个小孩的头,那小孩非常恐惧,后来他失去了生命,但这个记者在边上拍了一张照片,拿一个大奖到后来大家谴责他,你那会儿还有工夫去拍照片!你为什么不去救这个孩子?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在问自己,在那个时候是救这个孩子,还是想得到一个精彩的照片!我就问我自己,还有我一闭眼一想,我肯定救那个孩子,所以有时候就像你刚才提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在报道一个古建筑被拆毁的时候,它即将被拆毁的时候,我是什么一种状态呢?我是希望他们毁得更精彩一点,我这个报道会写得更精彩一点,还是我应该去把这个孩子救下来呢?我就有时候在那个时候情不自禁地,我就会陷到这给事情当中去,然后反对他们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说实在的我经历这种事情太多了,怎么说呢,有成功过也有失败过,在这我虽然说成功比较少,但是我也想先说一些成功的事情,让我快乐的事情,比如说,我在1995年的时候,去找到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那个房子,在北京西城区八道湾11号。我找到的时候,但这个院子已经变成了大杂院了。这是当年鲁迅先生自己买下的一个院子,后来他离开了那个地方,《阿Q正传》在那里写出来的。那么我一看到那个大杂院,老房子都还在,都挺好的,只是私搭乱建很严重,住的人几十户,我看到鲁迅先生的房子那种窗户还是那种老的窗户,都带木格子的那种贴纸的窗户,我在那个院里呆了,去了好几次。我骑着自行车去的,然后我就问院子里面有小孩,我说你们知道《阿Q正传》吗?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中学生课本上就有,我说你们知道这个《阿Q正传》和这个房子的关系吗?不知道。但是很快我就知道一个消息,这个地方要被拆了!就八道湾11号要被拆了,我着急得不得了,是一个住宅小区要在那个地方盖,然后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我特别希望能跟所有人分享我那刻的喜悦,因为我看到阿Q的家了,但是恐怕要被拆了,于是我就去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是当记者的,我应该表现出一个记者应有的状态。于是我要采访,他们为什么要拆这个?是谁决定的?那些部门决定的,那些人决定的,于是我就开始一个跟踪采访的过程,然后北京市文物局说,我们提出这个院子是要保留啊!虽然这个院子没有作为保护单位,但在未来当中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要需保留的项目,所以规划部门在审批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院子让出来,留下来!那么我就去找规划部门,直到最后就是知道文物局,虽然把这个文件发出去了,但在内部这样一种流通过程当中没有交到具体办事的官员手里,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于是就把整个项目批准了。这个院子就也要被拆毁了,但是由于我去追这个过程,他们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我也写了一篇报道,把这个过程也表现出来了。那么我还要继续关注这个情况,这篇报道主管的领导非常重视,于是它留下来了,然后我前几个月,我又去看,我还怕它会不会后来又不行了,是吧?前几个月我再去看的时候,和我将近10年前9年前我去的时候一样,那个老太太还在,于是我就拍张照片,我自己拍张照片,那会儿正好夕阳斜照,我的影子和这个房子、我给我自己合张影,我的影子打在这个墙上面,打在阿Q的家的上面,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主持人:当时你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陶醉?

  王军:那真是很陶醉啊!我那会儿因为是好些年没去了,我第一次去是1995年,后来知道这个地方可能要被拆了,赶快写一篇东西后来留下来了!

  主持人:而且这个建筑留下来是跟你有直接的关系!

  王军:对,有关系。那种成就感特别强啊!也不能说成就感,说实在的你比如说,谈我这次去拍这张照片的那种心境,你就不能说有成就感。为什么呢?因为我又是好多年没去了,我又怕它悄悄地又没了,所以我正好陪几个朋友,因为北京这些年拆的地方太多了,推土机从二环路,以前城墙的位置不断地向中间来逼近,成片成片没有了。所以说我担心它会不会不在了,于是我就有几个朋友,我说去看一眼还在不在了,但是我当时心里特别没有底,我说我特别怕,因为有时我不敢去,我怕我去的时候看它没了,我肯定会疯掉的。但是我又特别想去,我到底想看它还在不在?这一路上我心里面很复杂,跟朋友介绍了半天到那一看58层的一座高楼,对对所以我就鼓足了勇气就去吧!我一去一看,还在!还在!那老人家还在,都还在,和我以前去的时候,只有一棵龙爪槐死掉了。那个龙爪槐死掉了,很可惜!但是那整个房子都还在,鲁迅住的那个房子窗户还没有被改变,所以我那时去的时候我就觉得真是悬了一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那时就没有觉得有成就感,因为为什么?因为北京这些年,被拆毁的老房子太多了,只是说你到那时候你看到这房子还在的时候,你心里就感到一丝温暖而已。虽然这个房子当时留下来和我的努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还要说我还要和它合张影。夕阳斜照,我先拍的一个小孩,被他妈妈推着一个小推车,正好从胡同里的阳光隔着胡同的小缝,射到小孩的脸上特别纯洁的一双眼睛,然后后面是这个老房子。然后拍完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几乎是跪在那,给我和这个房子合张影。我希望以后我的孩子,再后面的人能看到这个东西。也能够分享我这种情感,但是我要跟你讲我更多不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像我这本书写的第一个故事。

  就写了粤东新馆的故事,粤东新馆1998年没有了。因为要给一条马路腾地方,粤东新馆是康有为成立保国会的地方,戊戌变法前夕成立保国会的地方。那房子我看见了,当我看见的时候,那些人已经开始动手了,那些民工在那拆,然后把瓦卸下来,我就特别着急。

  主持人:你跟他们讲啊!

  王军: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不能干这些事情啊!他们说是把这个房子搬个地方,但你要知道文物建筑要搬个地方,这是非常专业的事情。这叫异地保护,比如说首先要测绘、拍照、要切块、要编号、原拆原建,要把迁定的地点腾出来。但是我就看见这几个民工,上去就稀里哗啦就揭瓦了!我当时说有没有文物方面的专业人士来指导你们?没有!他说这个就是我们拆一间房子,给我们多少钱,这砖呀瓦呀还有木头我们可以拿去卖。他说这个古砖没人要这瓦一块瓦可以买几分钱,我当时听了特别痛苦!在这个时候我要体现出一个记者的状态,我要采访这个事情是谁批准的,怎么批准的?怎么回事儿?后来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有关的建设部门的领导接受完采访之后,就当着我的面打的电话,就说你们有没有签过迁房协议啊!跟文物部门签协议啊?没有签协议怎么能拆啊?停下来了!但这只是暂时停下来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协议似乎是签了,于是他们又动手了!然后我又再次出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一片尘埃了!这个样子,哗哗的,拿着铁镐在那拆!我就跟着个包工头!他带的都是四川的兄弟,那包工头说这房子算不了什么房子,我前几个月拆的那个庙才大呢!那个庙我知道在国子监附近,很高大的一个庙给拆了!他说我们这些乡下人就是来城里我们是挣钱的,给我们钱去拆故宫我们也去拆。我就问老汪,我说你知道康有为吗?康有为是谁呀?我说你知道戊戌变法吗?戊戌变法哪两个字啊?我说你知道孙中山吗?孙中山和这房子还有关系啊!?我说是啊!孙中山那会儿,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来北京就到这来了!当时他在粤东新馆做演讲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老汪也说那我也没办法,我们就是挣钱的!

  主持人:我也觉得是,你觉得跟包工的负责人谈这些问题是一种抱着一丝希望的无奈呢?还是很希望停下来呢?

  王军:这种心情也有吧!但是我也想就是说,应该告诉更多人这些情况,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些事情都有一些了解的话,他们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仅仅因为一个马路要展宽,就要把这个文物给毁掉,所以说我后来写文章。这哪能叫异地保护文物呢?我看到的这个老汪,是把木头都给买掉了!瓦都给买掉了,砖墙都被他砸毁了。怎么叫异地保护呢?这房子到今天都没有修出来,我曾经问他们文物局局长,我说这房子跑那去了?你们说异地异到哪去了?你告诉我,再修出来恐怕也是假古董了,也是假的,你搬到别的地方去,你能说康有为是在那个地方成立的保国会吗?孙中山在那个地方发表演说吗?

  主持人:这些年对你来说王军,是伤心的事多?还是刚才快乐的事多呢?

  王军:伤心的事多!因为一片一片地被毁掉了,一片一片地被推倒了,而且被推倒了之后,我们的城市的状况并不理想,堵车、污染、人口密度那么大。所以通过我的研究,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把老北京毁掉的时候,恐怕也是把新北京也毁掉的时候。为什么呢?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兴趣?那么大的精力来研究粱陈方案呢?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1950年来提出这个方案,是为了保护北京古城的一个方案,把新的和旧的分开发展。当我第一次读到他这个方案的时候,我就被深深地触动了,触动我的并不仅仅是说他想保护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而是他更多地在考虑这个城市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理性而合理的发展。能够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未来。

  你比如说他当时就提出来“在北京这个老城区62个平方公里它的人口是130万”。这密度已经相当高了,130万人口才62个平方公里,他如果要把新的建设摆进去,这个行政中心区大概占范围是6个平方公里,这么一大块摆进去,因为旧城里面都装满东西了。人口也很多了,你要摆进去的话,势必导致人口的大量外迁,首先这些人不愿意外迁,因为他上班近啊。所以他愿意在边上再找地方住下来,为了上班的方便,于是人口就会越来越多。但如果被迫搬出去的话,那又是一种什么样情况呢?大量的人在外面住在里面上班。于是长距离的一种交通的往返就不可避免,哪一天北京的交通出了大问题就出在这上面。所以这些话很深地触动了我。所以我再看北京的交通,为什么今天成了这个样子?是因为北京的立交桥不够多吗?是因为北京的路不够宽吗?不是这样的了,而是恰恰被梁先生,当年所说的情况,大量的人住郊区,在中心区上班因为拆这个城市的时候更多的是用一些房地产项目。这些项目要么是商场,要么是写字楼,要么是这些可以就业的地方,那么大量的人跑到郊区去。

  你比如像北京旺金新城30万人口,还有回龙观也30万人口在郊区的,30万人口是什么概念呢?在发达国家就是一个中心城市的概念,整个区域的规划要围绕它来做的,但是北京旺金和回龙观30万人口的地方,居然就没有充分的就业岗位!基本上大家是睡觉的,晚上跑那去睡觉,白天跑到城里面去上班!如此这样的往返,每天像潮水般的巨量的人口,进出城上下班!请问你修多少路能够管用?

  你比如北京现在建的城市铁路通到回龙观,我那会儿看北京的一些媒体说,那时刚通车的时候,大家就很欢迎这个城铁啊!记者都这么写啊,很欢迎它啊!就去争那个头班车啊!就把鞋给挤掉了!看了这个细节我就说,没把命挤掉就算不错了!几十万人口要在一时间,同时要登这一个车上班,包括现在我有个朋友住那边,说我每天下班的时候痛苦极了!我要像一个战士似的来冲锋这样子,冲了两三回才冲得上去。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就是说把一些功能,你比如说把一些故宫边上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商业区的那些东西往外面挪一挪。当时梁思成先生也是这么想的,老城区已经装满了。所以新的行政中心区,我在旧城的一个紧凑的位置,在旧城以外的一个紧凑的位置建设它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有人上班,边上在配套住宅,大家就可以不坐车了,我步行就可以上下班了。那老城是作为另外一个功能区,它作为一个文化社区,一个旅游社区也非常好。所以他说一个城市一定要平衡发展,平衡发展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业和居住应该是平衡的。而我们没有。

  主持人:从你的这种想法来看,我觉得你并不是一个一味,只是喊保护保护的!

  王军:不是,我说这是很苍白的。如果就是说,因为你不能有一个建设性的想法话,我觉得靠呐喊是没有用的。现在让我们建设者比较头疼的就是一味说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搞建设的人也会在想啊!如果你来建设怎么办?这个城市毕竟要建设要发展啊!这也是一个大家经常来问的问题,这个城市怎么可能一成不变啊!难道不用发展了吗?

  主持人:有没有人这么说你?

  王军:有啊!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就是你要看一看北京的整个规划市区,是1040个平方公里,它的老城区62个平方公里,这62个平方公里在这1040个平方公里,只占6%难道这6%之外的日新月异,就不是北京的发展吗!难道一定要把着6%给毁掉,北京才发展吗?而这6%这里面北京市的市级文物以上的文物就占了70%!

  主持人:王军,有没有人说你是一个老唱反调的人?今天你看听你说了这么一段,我就有这种感觉了!

  王军:我不认为我是唱反调的人,我认为我是一个记者,我要看这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状态,每个人的状态,它的时间的状态,我是这么一个人,那么也许大家说,你这个记者总是爱抓问题。但是我想,抓问题或者看问题去分析问题,并不是说去要成为一个什么斗士,我觉得这是一种建设!有时候我自己开玩笑,我想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教堂,要推出一个经典的这么一本书,还专门找了一批人来唱反调,那么这些人叫什么名字?叫魔鬼的辩护使!因为有这些魔鬼的辩护使,会使得它的经典更加完善,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说我唱反调还有什么的,我说我不是唱反调,如果你真说我是唱反调的话,那么我说我就扮演魔鬼的辩护使吧!

  主持人:应该说这十年来,你走了好多地方?

  王军:对,记录了好多事情,也拍了好多的照片。这本书里大概有300多副照片。

  主持人:这书里的照片我没办法一一让大家看。我们大家通过屏幕看一下,我还听说一个意思的事,就说你在这10年间,还受到过一些非难?也不能说是非难吧,也可以说是非难吧!甚至传言你人身遭受过攻击!

  王军:有过那么一次吧!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文物,一个开发商要在那个地方盖房子,而且完全是违法的。然后我是通过一个老先生,他经常出去遛弯,就发现这个问题告诉我。我就去那个地方采访,然后后来我知道这个工程停下来了。没想到这只是虚晃一枪而已,过了几个月又开始干了。然后我又接着采访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人跟我说了一句话,说王军在新闻界别把事做绝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后来我就笑,我就说杀人挺不好的,咱们最好别杀人后来停下来了。当然这当中也有我的一份努力,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关注这个事的媒体也挺多的。还有很多这些政协委员,还有很多学者都来反对这个事情,后来停下来了。

  主持人:你觉得你的想法和行为理解的人多吗?

  王军:应该是越来越多。这是不仅仅是我的读者理解这个事情,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决策层的人士他们也在理解这些事情。

  主持人:说到现在,王军你写这本书想做点什么呢?

  王军:我就觉得这本书圆了我的一个梦吧。说实在的这本书写完之后,有很长时间我不敢去看这本书,就说在某种程度上说王军,你写这本书有很多朋友来祝贺我。我心里的滋味都很复杂,我也跟他们讲,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喜欢这本书,因为我不喜欢这本书的内容,我不喜欢这本书里面的事情,我说在北京这么一个伟大的城市,怎么可能发生这些事情呢!?我说我应该像个诗人,因为这个座城市很美,它还在。我在这里生活,我肯定成为一个诗人,我能写下世界上最美好的文字,但是很遗憾,我写了这么一本书。那么如果说这本书,让我感到有些宽慰的地方,就是这本书圆了我的一个梦吧!

  主持人:什么梦呢?

  王军:就是我在大学读新闻的时候,我在做一个记者的梦,那么这本书表现了一个我所追求的,一个理想的记者的状态。仅此而已!

  主持人:一个忠实的记录时代的记者。

  王军:对,我希望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主持人:刚才说写完这本书的时候,甚至是不想看它,但是我了解在写作的时候,你几乎是一个疯狂的写作状态。

  王军:是,太疯狂!那是2001年,很偶然那时已经自卑到谷底了,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写不出来了,我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因为我知道一个事情,它可能有一百个线索,连着我未知的领域,于是我感觉到我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有限,我就觉得我这辈子怎么使劲也写不出来了!人说知道的事情是一个已知的圆嘛!而圆外的空间是无限大的,当时很自卑,正好赶上梁思成先生100周年诞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给我发来一个邀请说你能不能写一篇东西来为梁先生的100周年,好,我说行。先写一个吧!我就想了一个题目,就谈他的梁陈方案,今天怎么来评价他?没想到这一写啊,大江决堤了!真是一下子就无法控制了,人家本来准备说王军给你三千字,不到一万字的一篇论文,我这一口气就写了三四万字!就一个礼拜,然后我就接着写,就真是收不住了!怎么说呢?就那种状态每天想的,都是这个事情,然后我那些大学同学要请我吃饭,大家商量好了,王军这段时间不能出三环路说,他就得在他家附近活动不能走远,我吃两口饭,就跟掉了魂似的,就得回去。白天工作,晚上……我想想,我从三月份一直写到九月份,我大概每天三个小时的睡眠,有时一抬头天就亮了,特别特别疯狂!想说的东西太多往外冒,所以饭也吃不下去!你十年都在想这个事情,我在新华社做的工作都和这个有联系,我准备了那么长的时间。等一下子要进入一种写作状态的时候,那真是非常疯狂!

  主持人:您身体受得了吗?

  王军:后来有一次,真是特别有意思,有一次我写着写着,突然胸口发闷、胸口特别疼,我当时特别怕死,特别怕死!那会儿我还没写出来,一下子死掉了,太冤得慌!我准备了十年,当然刚才讲的那个人威胁我的时候,我特别不怕死!但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怕死,然后就去到医院挂了一个专家号,就检查我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后来检查完之后,那个老专家就说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啊!他说你最近怎么回事?我说最近在写本书,睡得特别少。然后老专家就说,你的书写完了你的病就好了。你瞧我一出医院大门就好了,就不疼了,然后我就特别兴奋!拿起电话就给我太太打电话,我说我的病好了一点事都没有了!我太太跟本不知道,我曾经有胸口不舒服这件事!你忘了你没告诉,对我得意忘形了,我说我的病好了一点事都没有了!她说你什么病啊?我说完了我露馅儿了,以前都瞒得挺好的!后来我就回家说写完之后死了也就拉倒了。我太太说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就非常疯狂,真的非常疯狂!我们今天来的好多都是学建筑的同学!我觉得他们都应该跟你能聊聊,咱们大家沟通沟通!

  观众:前段时间我看了一则新闻?就是在奥地利,它本身奥地利存在着,很多以前欧洲的公爵,他留下的他的住所,现在都是一些宫殿嘛!大部分都很完整地被保留下来了,但是它都需要修护而且政府对于这些大批的宫殿,它当然是修不起的了。所以奥地利出台了一项非常别出心裁的公告,就是把这些宫殿由原来的国家所有变成私有了。它把它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了,好像是以一栋宫殿几欧元吧!但是它又规定了,无论谁买到了这个房子,他必须负责他的维护,而且政府规定了一个指标嘛!你要修护必须达到所规定的指标,如果你要是达不到这个指标,好想像就是触动了法律!您觉得这个做法怎么样?

  王军:我觉得这位同学的意见应该让更多的中国的这些市长们听到,这么多文物我们怎么养得起修得起,整个城市都这样留下来!我们政府拿有这么多钱,于是就觉得这是包袱了,我们修不起啊?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她刚才讲的,欧洲的做法就是把它私有化,就是把它房改了嘛!卖给个人,私有化,那么也许是很便宜的价格给他,但他要按照政府规定的一个要求来使用,来保护,来整治,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在这时候,就靠民间的那种力量,他就能够把房子修缮。

  观众:比如我们学的专业——“城市规划”,这个单词我们在报志愿之前,对它的认识只能从这四个字中去了解。然后我觉得“历史保护”也是,可能就是说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意识到当时。那么现在你这本书出来了,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解释和说明,让大家更多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当时北京采用了梁陈方案的话,可能今天是另一种情况,如果现在看您对这个问题,调研了这么长时间,对解决今天北京摊大饼这种状况,有什么现实意义?

  王军:当时梁思成先生提出这个梁陈方案,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情况,把这个方案实施了。那么探讨这个事有什么意义呢?我就觉得当时他们的学术思想当中,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有很多精华,真正的学术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吸取的。对我们来改变今天北京的状况,还是很有用的。比如说梁思成先生说的,一个城市要平衡发展,平衡发展就非常有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北京市平衡发展了吗?不是,郊区就是睡觉的,中心区就是上班的。在郊区不可能实现,这种就业和居住的统一和平衡。大量人口要长距离的奔徙,来完成就业的这个过程,不仅自己很痛苦这个城市也很痛苦!要平衡地发展,第二是他说是要有限度的市区,这限度是什么呢?当时梁思成先生就觉得城墙留着还很好,因为对于62平方公里的这么的人口,已经是到了个限度了。这个城墙起到了一个隔离的手段,就不让它的市区不再往外膨胀了,我们可以在外面在跳出一个位置,再建一个另外一个有限度的市区。那么限度是要被它这个城市所在地区的环境容量所限,而不是说无限制地摊下去,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无限制摊下去之后,北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交通和环境方面都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有限的市区,要被城市的环境容量所限,也是我们要拿这个思想,来看我们的未来怎么做!

  主持人:咱们今天跟王军的沟通,让我有一种感觉,咱们的城市都是有生命的,咱们应该珍视城市的生命,咱们的好多城市都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应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者,所以我们应该重新掂量“建设”这两个字的内涵!今天谢谢王军!谢谢大家!

 
来源: 天津电视台  2004-07-08 16:58 编辑: 蔡玉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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