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俞允强 北京大学教授
葛 荃 南开大学教授
王英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朋友们好，欢迎收看青年谈话。今天我们的话题，从一封信开始说起。先来认识一下前面坐的三位老师：北京大学教授，俞允强老师，俞老师；南开大学葛荃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教授，欢迎三位。前些日子啊，俞老师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叫“大学生的学习成绩，这些年来在稳步地下降”。俞老师，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您是不是当时感觉到，这个事情本身已经是特别严重了？
俞允强：完全不是出于什么想法的问题，最初就是我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我那门课教完了，结果考试考完之后，看到学生学得这么糟，(我想)那怎么回事呢。学生学得怎么糟了，我初步定下成绩来的时候，不及格的大概有近四十个人，要占到125个人里头的30%，当然最后没留下这么多，最后留下了23个还是不及格。
主持人：您给通融过去几个呵。
俞允强：每年都这样，每年都要通融过去。
主持人：在座的乐的同学，是不是都是被通融过去(才)及格的。
俞允强：那么当然我想是怎么回事，我总得向行政领导有个交代吧，所以就写这封信。所以写这封信最初的(原因)，不是出于什么想法，就是这么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促使我写这么一封信。那么写的时候，当然我也想一想怎么回事，所以就出现了大家现在新浪所看到的，那些刊物啊，现在网上在讨论，报上也在讨论。
主持人：俞老师这封信呀，一石激起百层浪，俞老师，当时那么多学生不及格，应该首先想到的，是不是您教得不好啊？
俞允强：对这点来说，我想我自己还是有这个信心的。决不是我在教学上捅了什么娄子了，那也就是说学生他没好好学。因为说得坦率一点，我最后为什么不愿意把不及格的人从23个再降下10个呢，就13个好了，分这个东西本身很不绝对的，那么什么矛盾都没了。因为10%符合学校的规格，我为什么不愿意降了，因为我看到被我纳入不及格的，那些考卷已经残不忍睹，也就是说给我的感觉是，一学期课听下来，啥也没懂，我想我再给他拖上去的话，我已经太玩这个分了，太过分了。
主持人：在座的(同学)，我不知道有没有物理系的呵，你们平时这考试，这考卷自己觉得怎么样，是不是也残不忍睹呵。
观众：还可以吧，残不忍睹，没那么严重，我想。
主持人：有没有像俞老师说的，这个大面积不及格？
观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吧，不过每次考试总有一些同学，一两个同学不及格嘛，那是正常现象，正常分布嘛。
主持人：按比例要求就那一两个呵，俞老师教学有43年了呵，葛老师，我了解任教也有20多年了呵，俞老师说的这个现象，您有没有感觉？
葛荃：有感觉，它是这样子，理科和文科在学科知识上，各有特点。文科的学生一般来说，用我们的一个经验之谈，就是得高分不容易，得低分也不容易。
主持人：我是学文的，反正想不及格也难。
葛荃：就是你想不及格也很难，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真正学。
主持人：这话听着有一点太狂妄，想不及格也难。
葛荃：它是知识特点的问题，虽然在试卷上表现不完全一样，它不一定会有四十多人不及格。但是所反映出来学习的这种，比如说态度或者说成果，效果的这种下降，在性质上应该说是相同的。俞老师这种感觉，我完全能够理解。
主持人：比较认同呵。
葛荃：比较认同。
主持人：王老师啊，您认同不认同俞老师所说的。
王英杰：学生这些年来，学习成绩稳步下降，这是个事实。
俞允强：其实我的提法是，学习效果稳步下降，当然这问题非常敏感，我也怕说成绩为什么，同学就说你是不是统计了分了。其实我作为一个多年的老师，非常懂，分不说明什么事的，我要一放松，分哗哗就上去了，我要把分做到一年比一年高都能办到。
主持人：那咱就说学习效果稳步下降。
王英杰：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讨论的，不止我们中国这样，我是研究比较教育的，这个美国也在抱怨，这个学习成绩怎么越来越不行了，欧洲也在抱怨，怎么回事。那到底是我们这个学习成绩总体在下降，还是说我们认识有不同的角度。我觉得从俞老师讲的，有一定的真理成分在这里边，并且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呢，我觉得要把这个问题，要真正讲明白，可能还要做一点更广泛深入的探讨。比如说现在在校的学生，外语成绩不差吧，比过去好了很多，计算机成绩，比如说过去没有，现在能够很灵活地运用计算机自由上网，那么他学习的能力可以说很强。
主持人：就因为他不爱学物理，他都捧着GRE在那读去了。
王英杰：所以我就讲呢，这个学习成绩可能要做一点分析。这是一，第二呢，不同院校，不同学科可能要做一点分析。比如说拿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拿我们教育系教育学专业(为例)，这应当是我们师范大学的，骨干的专业了。这个学习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很多学生觉得进来上当了，怎么回事，对，在过去的时候，学生进来很认真地学习这个专业，这些知识把它背了，考得很好，现在很多学生不愿意学，觉得哦原来我面对的教育学，在上中小学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困惑，我来这学习教育学，我觉得应当能够解释这些困惑。可是学了之后，发现好像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些东西上课，我也可以考得很好的成绩，像我们这位老师讲得那样，不太容易，考差了也不易。我不上课，我背一背也能考上这样的成绩，所以他总体学习态度，就是这样一个学习态度，这是我们教育的。比如说北大，我就不知道，像北大物理系，每年毕业的这些学生，有多少到国外去了，他(到)国外他GRE能考很好，外语能考很好，然后去到那儿即便学物理，仍然在研究生阶段，能够学得很好，能成优秀的人才，那么我们能说他在北大，这段学习的成绩很差吗？我们希望在本科生阶段，如果培养出物理学家来，你肯定你是失败的。很多同学肯定也学不了，所以我觉得这里，既有教育观念问题，教育思想问题，如何评价问题。还有当然俞老师讲的，很重要的，就是社会的一种浮躁的风气。
主持人：原因挺多呵。
王英杰：一节课我也讲不完这个事，要做很多的分析了。
主持人：咱先课间休息，咱听听同学们(怎么说)，他们自己怎么看呵，觉得是不是现在一届不如一届了。
观众：以我的专业来说，我是学企业管理的，是一个相对偏文科的专业，但是我们系里有很多同学，以前高中阶段学的是理科，他们高考是通过调剂，进的我们系，那他们现在很明显。就是说对于文科学习第一个，没有兴趣，第二个，即便有了兴趣，也不知道如何去学。因为在高中阶段，他一直是一种理科方式的思维，所以像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转系，还有双学位，很多同学都是把主要时间投在这些方面，他一到大学里来啊，他发现他当时挑钩的这个专业，并不是他所喜欢的，并不适合自己，甚至是他没有选择这专业，就进来了，没有学习兴趣，也是导致这个学习成绩下降，或者学习效果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主持人：那俞老师说的这个现象，咱大家认同吗。
观众：基本上认同。
主持人：你是大几的。
观众：我是一年级的。
主持人：哪位同学是高年级的，后面那位同学，大几的？
观众：我是大二的。
主持人：大二的，你觉得大一的是不是比你成绩差？
观众：这我不清楚。
主持人：他们的成绩就不如大二这一届了。
观众：我感觉吧，并不是说我们学生不想学东西，进大学，每个同学谁不想进大学学点东西呢，但这是应该说很无奈的一件事情。从学生角度来说，首先考虑这分数，到底含金量有多大，因为出去以后首先面临的是就业，无论你(是)博士、硕士毕业以后都是就业，这分数的含金量有多大，他们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的选择标准，就不仅仅是自己学到了什么，而是(对)今后我就业有没有帮助。从这个市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大学生当中，比如说有两个问题是很明显，就是在大学，我们究竟应该学的是什么，并不是说受一个专业的限制，大家知道有很多世界上这样的人，比如说比尔.盖茨之类的，他们并不受专业的限制，他们想学什么，他热情投入了，他就能学到东西。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有些学生，确实热爱自己的专业，但是他想学好这专业，他又不得不考虑今后就业问题，这个应该如何处理，我们学生应该说很迷茫，大家有的人很迷茫。
主持人：俞老师，这个同学提的问题，我想您在写信的时候，肯定也想到了这些东西。
俞允强：关于刚才这点我想有个补充，就是当我在讲学生，学习状况稳步下降(的时候)，必须要理解学生这个概念，指的是个社会群体，不对个体讲，对个体讲人家会不同意你。你看我就不是，我很努力的，我们一房间同学都很努力的，我们今天来的同学，学习成绩都挺好的，所以这确实很难讲的。我这个班上的学生，考出这么多不及格，90分以上的也不少啊，90分以上(有)20好几个呢，所以呢，我所讲的是个群体，实际上不想认真念书的人的比例，是否在逐渐增大，学生学到的知识，平均来说是否越来越少，是这么个议题要说的。
主持人：那您觉得学生为什么失去学习的动力了呢？
俞允强：对，对，对，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我觉得的话，这个现象背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体制上的问题，是一个教改跟不上形势的问题。教改跟什么形势，跟经济形势，我们整个国家转型，转型就是经济体制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现在市场经济，转了有十来年了，初步成型了，那么好了，你这个经济体制，这一改的话呀，上层建筑，包括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须要跟着改的。譬如说，我们这个大学教育，对我们国家来说，原来的大学教育，被称之为是专才教育，专才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这个专才教育的话，是跟原来的计划经济的体制，是密不可分的。说个具体例子，譬如说，我们有100个人进入我们物理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国家计划里头，我意识到四年后，会有100个岗位要人。学生进来了，你不用担心你将来找饭碗的问题，纳入计划之内的。相反在我们那个年代的话，你学完四年物理，你要说我不喜欢，不想做物理了，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你破坏了计划了，当时是这样一个局面，而在这样一个局面底下，相应的教学呢，它的任务比较单纯，干吗呢，给知识，给知识，我教师的责任，我就是给你知识，只要我保证我给你的知识，是你在将来做工作的时候，是有用的，我就对了。那这个专才教育在今天，跟不上形势了，因为今天的话呢，市场经济的效应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我说，为什么稳步变化逐渐变化呢，而在今天的体制底下，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自然的，没人管你以后是什么(工作)，你愿意找什么(工作)，找什么(工作)好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再向过去那样教，就出矛盾了。
主持人：咱北大统计过没有，俞老师，就是您那物理系，最后这些学生，有多少干物理的毕业以后。
俞允强：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所以我脑子里没有数据，但是我有个朋友，他是做行政领导的，他告诉过我一个数，我们北大物理系最近十年，毕业以后实际上真正做物理的人，大约是50%左右，这是现实，所以那个50%的那些同学，如果他上物理课分心的话，或者说对物理不太感兴趣的话。
主持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理解呵。
俞允强：自然，比较自然。因为刚才有个同学谈到，选了个专业，进来以后发现不喜欢这个专业，非常普遍，非常普遍。我们物理系很多，进来之后，对物理抱着一种非常理想的观念，进来以后发现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又那么难学，于是越来越离开它，很普遍，所以有大量的学生，我人处在物理系，我心已经不想物理了。
主持人：我心在政治系呵。
俞允强：是，有，譬如说我想当记者，更多的人我想早一发现搞计算机容易赚钱，我多学点计算机。
主持人：这样的人(是)大量的。
俞允强：是，同学们有这种想法也很自然，我觉得这很正常。
主持人：但是咱还是从群体的观念来看。
俞允强：对，群体。
主持人：这是不是也代表了现在大学生就业的心态，还有人生的目标，相对来说浮躁一点。
俞允强：对，这点我有同感。现在大家都意识到，整个因为社会在转型期的话，浮躁是个普遍问题，在我理解，为什么它会成为普遍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经济改革刚开始，社会只能够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心里想着我要早富起来的人，(是)大量的。于是这个时候就造成了心态浮躁，造成想走捷径，造成急功近利，其实我说现在年轻人，学生有时不安心于听课，跟这样的浮躁类似，他觉得我与其去钻研，你这个电动力学，我远不如去考一个计算机证。考到计算机证，比学你这个容易得多，我明显那样的话对我自身有帮助，年轻人有一个考证热呵，觉得类似这种的话，有一点急功近利。这我想强调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说采取用捷径，急功近利的办法在做的人的话，必须注意，有欲速则不达的问题，这样做的人会有些人成功的，但成功的人会是少数，而多数人想找捷径，而最后是事与愿违的。
主持人：俞老师说呀，你别看好几亿人瞄着比尔.盖茨，但是能成为比尔.盖茨的，目前还只有一个呵，大家欲速则不达，反过来说，大家应该是厚积薄发。葛老师，您的学生都是学政治学的，年轻人目光远大，现在尤其是大家经常谈哪个年轻人成功了，比尔.盖茨这么年轻，就成为首富了，大家就越来越觉得这时间宝贵，就按捺不住在书斋里呆不住，这个思想工作恐怕不是那么好做。
葛荃：对，是。当然刚才俞先生讲有社会原因，(导致)学习效果下降，另外从体制，从各方面制度方面，都有原因。但是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作为一个当代的大学生，你自己是怎么选择的，条件都存在，环境都一样，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关键你自己在这里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你的主体性，你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非常重要，刚才这个同学问到，在大学里边，我怎么去学习我的专业，我究竟要学些什么，实际上你需要通过四年的大学学习，来学习培养你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它体现在各个方面，(你)说，我就是电脑(学得)好，或者我就是外语(学得)好，是不是就有能力了，未必，那是技能。技能并不是能力的体现，我不大赞成同学们不重视专业课，我不大赞成同学们就是说，因为这个课程我不喜欢，因此我就不去好好学，然后我就好歹对付对付，过关就算了，我不大赞成。因为你不怎么喜欢的课程，你把它能够学进去，学得好，考出来好成绩，这恰恰是一种能力。而且你通过你用一定的精力去学习这个课程，然后你再花费相当的时间，你再学习其它的知识，你综合起来，你的能力就提高了。所以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先做人才成材，你在做人的一些个基本的，这个意志你的毅力，你的认真的态度，你的负责任态度，你在这些方面，实际上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也体现出来了。如果在这方面的话，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完成的话，你只是，我说的可能不是很对啊，可能比如说受到现在社会上，某些潮流的影响，看见人家都去考什么证，你也去考个证是吧。人家拿个什么律师本子，你也去拿个律师本子，到头来你跟着人家的后边跑，你的成就最后你看吧，准是在大家的后面，所以我觉得作为当代大学生，当务之急是他要有一个自己的选择，那么怎么能够让学生有这样的选择，关键我想在我们作为教师来讲，恐怕有这个责任。
主持人：这是两个问题呵，一个是同学们要利用大学这四年的时间，全方位地训练自己，再一个呢，大学也要是真正地是培育成这样一个，训练同学们综合素质的场所。俞老师，您觉得现在咱们大学在这方面做得到位不到位。
俞允强：对，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应该要领导重视的，要解决的大问题，就在于这个根本问题上现在不到位，非常不到位。尽管教改叫了很长的年份，各种各样具体事情还做，但是恰恰就是最核心的东西，从前延伸下来的，也就是教师干吗，给知识，这点没变，没变造成的效果呢。因为整个形式变了，学生开始抗拒，我不愿意接受你这知识，我觉得你这些知识对我将来找职业帮助不大，关键是他给什么样的知识，这个话啊确实很难说，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过去教学中，老师也重视这问题，你给出的是真正的知识，确实在工作中有用的，其实取决于你将来做什么呀。我们说有用，你将来肯定做物理的角度，我教你的知识肯定有用。但是现在为什么呢，现在学物理将来有相当一个百分比，他不做物理，所以他在学的过程中，就开始感到没用。其实老师应该做的，不是给知识，而我们是继承了从前这个传统下来的话，因为那个计划经济体制底下，他要求你给知识，而且你给知识确实管用，因为他后边接着用它，现在主要是体制变了，才变成矛盾，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门课是有问题的。具体来说，这门课可以不放在大学本科里来教，譬如说美国就在研究生阶段教，这好像值得骄傲。你看，我们大学多棒啊，我大学带起一家研究院，其实这是个错误，我绝对不这么感觉。觉得是我们的一个错误，把不应该在本科阶段放进去的书，硬放进去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东西，你没有重视学生的真正的，能力的素质的提高，而在塞知识上下工夫下得太大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我认为，我教的这门课是有问题的，我说没问题只是说，我没有不负责任，我决没有讲得不清不楚，是打这个意义上说的。
主持人：俞老师肯定把这课讲明白了。
俞允强：对，但是这门课应不应该讲是个问题。
主持人：谢谢他们，谢谢三位老师，谢完了之后咱同学发表高见，哪位同学？
观众：我想问一下俞老师，就是您说您教的物理课，考试的时候，大约有30%的不及格率吧，那么您有没有统计一下，在您北大的其它系，比如说英语系呀，就是外语系，还有其它的比较热门的系，他们的考试的成绩是不是有这么高的不及格率呢？那么如果就是仅仅您从您的，物理的不及格率的，比较高的一个角度来说，现在好像大家大学生学习，一种效果在下降，从这点来看，是不是有一点点片面呢？我是南开大学大四的学生，我是学外语的，我觉得学外语的学生现在学习热情很高。
主持人：不光是学生，现在社会上学外语，外语办班。
观众：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比如说有学生在，比如说要考个计算机证啊什么的，好像不愿意学物理，我愿意去考个计算机证，那么这说明在学习中间，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信心问题，以及他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我将来到底想从事怎样一种工作，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呀。
主持人：你第一个问题是问俞老师呵，是不是您要看看人家学英语的这个成绩，可能就会得出相反的结果呵，一届比一届成绩好呵。
俞允强：确确实实啊，我没有统计过的。而且我对外语系特别是文科的情况是不了解的，但是你的问题的要点，你想说你这个问题，到底是普遍性的，还是说是你们物理系特殊的。
观众：对。
俞允强：其实这对我来说，确确实实只是一个感觉。我觉得是普遍性的，指什么呢，一定是指不及格大面积的，这个在不同的系，表现就很不一样，而是我感觉到今天的学生呢，想踏踏实实地学，肯踏踏实实地学的人越来越少。
主持人：在这点上可能外语系是个特例。
观众：外语系，对。
俞允强：所以一讲到社会现象就很难说，社会现象如果可以，用例子来证明的话，任何结论都能证明，这也不知道，是哪位名人下的一个命题。社会现象，如果用举例子，可以作为证明的话，那么任何命题都可以证明，这个阶段也可能符合事实，那个阶段也可能是符合事实，因为作为一个综合的社会，什么样都有。就刚才那位同学说，无可厚非，我完全同意，所以我说我思想打压根，就没有责难学生的心情。就说整个是个社会现象，他进了物理系了，他发现我不喜欢物理，你一定要他念物理，这算什么道理，社会上也没这个需要，也没有那么多岗位非要他念物理，不比从前，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所以我才说最重要的根是什么，是教育体制要大幅度地改过来，你要使得这样的人，允许他转专业，转系，去做我喜欢的事情，把我精力发挥出来。
主持人：他要是大面积转专业的话，会不会咱好多系比如说物理系都转到外文系去了，那位同学？
观众：刚才俞老师也说了，我们就是现在放弃一些专业课，然后去考一些证书是急功近利，我觉得这种说法，我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因为面临着一些压力，所以我们必须这样去做，甚至一个社会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所以才这样做。
主持人：这也有社会的一个问题，咱这责任越推越远了呵。
葛荃：是，应该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这个用人单位都希望来了一个大学生以后，他立刻就能在岗位上工作，实际上任何一个专门的职业，它都有一个专业培训的问题。现在任何的，这个说法绝对了，我想大多数的这些个企业，单位，它把培训任务都交给学校了，所以我觉得在社会上，可能是对大学的要求过高了，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对于大学的理解也有点问题，可以这么说。
王英杰：刚才葛老师讲的我非常同意，所以同学们，我觉得拿出一点时间，去考某些证书，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就业也有它的必要性，而一个人时间是有限制的，那么做了那些可能会影响其它的一些方面，这不就出矛盾了吗。对，会影响其它那些方面，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学习这个专业的时候，你要想剔除哪些专业，说和职业没有关系，哪些就和职业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不能不对自己未来长久的发展，做一个长远的考虑。所以我想呢，就我们的学生来讲，还要刻苦刻苦再刻苦，要利用可能的时间，这并不是中国是这样，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做过调查，斯坦福大学的这些学生，平均每周五日的睡眠时间，是五小时左右啊，学习是非常刻苦的。有些人以为到了美国那种地方，天生我才必有用，到那我就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才，不是那么回事的。我们的这些研究生，出去上研究生，在实验室里一睡睡一夜的，没有这种刻苦的努力是不行的。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大学，学生这种刻苦之风，差得相当的远。
主持人：比高中生差远了呵，那位同学。
观众：刚才谈到热门冷门的问题，我想所谓的热门冷门完全是一个钱字在作怪。我想在我们大学里边，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衡量一个专业的好坏，完全是看它的薪水是多少。比如说千军万马奔IT，这个就是因为IT这个行业特别赚钱，为什么这个物理系特别冷呢，就是因为它没钱。
主持人：不是俞老师呵，跟学生人家来考他的研究生，先告诉人家不赚钱呵。
俞允强：对，但是我补充一点，一个学生也没被我这两句话吓退过。我告诉他，如果你想清楚了，你情愿转别的方向，来得及。但是没能吓退过一个，所以说很感谢同学们，对物理学的理解和支持。其实喜欢物理的年轻人多得很啊，物理系不缺人，不缺人，恰好现在问题是盲目地进入，结果他进来以后呢，又发现不是我要的，这样才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困境。等你要找工作吧，一个工作薪水特别高，一个工作薪水很一般，那你会选择哪个。
观众：这个就要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了，其实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还是有的，只是我们国家的教育在这方面非常非常缺乏，在德育这方面，尤其在哲学的学习这方面，就应该加强一点。
主持人：这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他呼吁咱们青年学生，应该加强人文素养，其实我们多少也有点这种看法呵，你要不说吧，我们也不好意思说同学们，谢谢你啊，刚才还有哪位同学。
观众：社会上出现这种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教育目的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从学生，还是从老师两方面，来端正这个教育目的。我说一个比较理论化的观点就是，我认为教育的目的，首先那就是塑造人性，而不是教会你一种谋生手段，或者(别的)什么的。要讲谋生的话，我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有劳动能力的话，在社会上都有谋生手段，包括当一个乞丐，或者怎么的，都可以谋生。所以首先是教育目的得端正，从老师来讲，现在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应该说大部分是比较有热情，教育目的还是比较端正的，那么也不能排除少数那么对我们学生来说，我们现在也应该端正我们的态度，像刚才几位老师说的，社会上有浮躁，就是追求这种潮流，追求那种潮流，我们学生也应该端正态度，像我学政治的，我回家以后我们那些老乡都问我，学什么的，我说学政治的，他说以后就是个大官。我说我不想当官，我也想教书，他们说教书，教书能有什么出路。所以我们学生首先要从这些方面，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不要追求一种潮流，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目的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你说话的时候，刚才葛老师耳语说这小伙子考上研究生了，刚才这个同学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学生要端正态度，再一个他前面说的是，老师也应该修正自己的一个是教学目的，还有教学的方式方法。葛老师，刚才咱们给同学们做了半天思想工作呵，咱老师是不是也反省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大学，老师在教学方面，包括老师自身的素质方面，有没有一些问题。
葛荃：我想还是有些问题的。刚才讲到教师的职责，在传统社会讲是传道、授业、解惑，这是韩愈讲的。那么您看授业讲的是专业，专业教育，前面传道跟解惑，就是一种能力或者素质，或者什么样的教育，但是问题我们的老师，我感觉有一个普遍问题，当然说这话可能不是很普遍啊，他的知识面是不是可能有点太专一，因此他在给学生讲课的过程中，授业的过程中，他可能比较关注的是他自身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以外的东西，可能他有的时候他不是很了解。那么在这种学知识过程当中，学生们常会感到什么呢，这个知识没有意思，所以我们知道有些学问大师，成为大师者说，特别是搞社会科学，搞文科，就是说他能够旁征博引，他能上挂下联，他从一个小问题里边，能够讲得很圆满，一滴水里边见大千世界，他能够把问题铺的很开，他就能够开拓同学眼界，发现这个看似很平淡，很平常的一个事物里边，包含着这么丰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师，在知识结构上，在知识的钻研上，还应该不断地去精益求精，有句话叫大学非有大楼在于有大师呵。
主持人：咱们大学里边，大师按葛老师的说法还是少呵，是不是这样，王老师。
王英杰：对，应当说是。
主持人：这事要问咱们老师，说起来他是不太自在呵。
王英杰：没有什么不自在，有人说我们现在办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设备，三流的教师，这我们能不能认同呢。当然这个要做分析，各个大学不一样，但是就总体来讲，我们大学教师现在确还是有问题，这点不能不承认。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你们学生在校只是四年啊，我们教师，很多人来讲，俞老师40年，我30年，葛老师20年，我们在这是安身立命，你们等不起啊，你们说等学校体制改了，教师态度变了，我再学，那你们可就是上了大当，吃了大亏了。所以你们要学，你们可以用你们的腿去选择教师，来告诉学校当局，你们的意见在哪里，但是同时在学校，现在在你们入学之后四年安排当中，还是要学好，比如说我们要不是志气要育人。但中国有特殊的情况，比如在美国，研究生录取的人数和第一专业学位录取的人数，总和相当于学士学位的一半以上。那么在我们国家，比如说差不多是1：20这种状况，研究生和本科生，那么我们国家又需要各种，各方面的建设性的人才，那我们不进行一定的专业教育，怎么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专业选得比较早，专业课比较多，那么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大家只要站在我们国情的基础上，站在一个大的视野当中，就能够理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种课程设置，是怎么出现的。
主持人：王老师的意思是大家别干等着，谢谢他们，谢谢三位老师。俞老师，当时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社会上，还有同学们大家反应会这么强烈。
俞允强：其实对我来说，感兴趣的问题是我所提出的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记得有好多同学直接地，间接地表示怀疑，对我来说我说但愿我错了。
主持人：谢谢，挺感谢俞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也给我们今天提供了一个话题。那么我只有一种感觉呵，我觉得不管是办教育的人，还是我们受教育的人，在新的形势下，大家知道我们的知识要更新，但是别忘了一点，不要顾此失彼，不要急功近利，大家应该想得更多的是厚积薄发。谢谢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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