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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苏叔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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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叔阳：你刚才谈的“浪漫主义”实际上它取材于很多现实的题材，然后他把现实题材中挖掘到的主要因素扩大。首先，这个事件基础是真实的，其中描写的很多细节也是真实的，他思想充足的过程也是真实的。尽管他放大了，人们都相信，所以浪漫主义的力量就建筑在现实的基础上、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加以创造、它让人信服，并且感人的力量。感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这就是浪漫主义的力量。实际上冉•阿让感化沙威，如同那个主教来感化冉•阿让，它是音乐的主题发展，所以你仔细分析这部作品，在语言和结构上，它都像交响音乐一样和主题的不断发展和重复，所以这本书简直是非常厚重之极了。
解说词：身为十九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雨果是整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830年，《欧那尼》的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法国最终战胜了古典主义。其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并纷纷被改编成为各种类型的艺术样式，如电影、话剧、音乐剧、芭蕾舞剧等，青垂史册。
雨果最为法国人津津乐道的浪漫事迹是，他30岁时邂逅26岁的女演员朱丽叶•德鲁埃并堕入爱河，以后不管他们在一起或分开，雨果每天都要给她写一封情书，直到她75岁去世，将近50年来从未间断，写了将近两万封信。这仅是他生活中的浪漫，与他生活中的这些情趣相比，雨果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情怀却散发着更为唯美的精神魅力，那种浪漫的描述不仅仅挥洒于它华丽的词藻之间，还有剧中人所搭建起的精神天空。
雨果曾经说过，比大海还要浩瀚的景象是蔚蓝的天空，比蓝天更为浩瀚的是一个人的内心。这种表达在雨果的作品中也随处可见，拿家喻户晓的《巴黎圣母院》来说，禁卫队长的肤浅费罗洛的畸形、痴情的种子——卡西莫多，这几个爱情的层面刻画始终是铭刻人心的哲学问答，在其中你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在卡西莫多的血液中流淌着的那份炙热的爱情火焰，那是份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感动，跨越了外表的虚浮，走向灵魂的交流，一切皆因纯真的美好愿望和火一样的行动使丑陋被搁浅，美的神话凸现出来，那是把生命全部给予了爱情的歌曲，是一幅永恒的隽美诗篇。
主持人李宗瑶：往往改编文学名著是一件特困难的事，尤其是这种大家都那么熟悉，而且被震撼的这种作品，如果用其他形式来表现，我不知道您看了这部音乐剧的感觉是什么？
姚盛昌：我觉得他其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博爱的问题上表现的尤其充分。主教对冉•阿让是博爱。冉•阿让对芳汀对珂塞特包括对沙威，这里面有他广博的爱在里边，冉•阿让没有谈爱情，他没有这方面的。芳汀实际上也没有谈爱情，芳汀对她女儿的爱，这个很自然。还有我刚才讲的爱潘妮，这个人对马斯洛青年律师的爱那又是另外一种。爱的各种各样形式，包括在街垒战里面，有的战友站出来去救自己的战友而牺牲了，像这种战友之间的爱。总的说来，博爱的主题在这里面表现得非常非常强烈。包括后来沙威为什么被感化了，跟这有关系，当然雨果本身这个人他的作品不能搞成很薄的一个薄面，或者很片面光是强调这一面，而是应该是复杂的。
雨果本身就是复杂的，他年轻的时候是神童，他妈妈是保皇派，他爸爸是拿破仑的将军，然后他自己被称为神童保皇派。后来他在波旁王朝复辟的时候还被授予勋章、法兰西院士、贵族。可是到了1832年，他开始转变了，他变成自由主义了，就是1832年街垒战的时候，他开始转变了。然后到了1848年革命的时候，他又一次转变了，他去抨击拿破仑第三，以至使他在国家里待不下去，流亡。《悲惨世界》是在流亡里面写的，所以既然他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人，他写的作品也是属于这样的，所以比较深厚、比较真实。滑铁卢那个地方他写得那么真实，他有的地方就写得那么的浪漫。
苏叔阳：他是有跨度的，他的跨度特别巨大，所以他的伟大我觉得应该伟大在这儿，特别是你说的中间流放的这一阶段，他吸收了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就把他原来构思的东西又扩大，甚至有的又修改加进了很多他新的体会。所以我想一个作家不经过复杂的生活，只是在书斋里写自己想象的东西、自己幻想的东西，不仅脱离生活真实，他也不可能更深刻。
主持人李宗瑶：这个作品本身很伟大了，再去看由它改编成的音乐剧的时候，姚院长，您觉得是失望了还是惊喜了？
姚盛昌：我想，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我们不要抱着一种，这个艺术作品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样一种态度，你就把它看成一个作品，你在作品中尽量地去挖掘它的内涵，你从里边去得到东西。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也许你是带着一种创造性，你去欣赏它，那可能会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说，那还是激动人心的，包括它把街垒战拿到舞台上，包括它对人物的塑造，主题的运用，都是很符合这个时代的。总不能把一百五十年以前，雨果的那些东西原封不动的搬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是这么一个信息化时代、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的舞台上，这不太可能。它肯定要变，我是这么认为。不要所谓的十全十美，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
解说词：《悲惨世界》以它极大的魅力吸引着各个时代的人们去解读其中的深意。根据《悲惨世界》改编的电影等各种样式的艺术形式也层出不穷，并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力，特别是它的音乐剧。《休斯顿年鉴》曾这样评论，这部音乐剧焕然一新、强劲有力、一个冗长的故事被演绎得如此轰动，舞台设置如此华美，《悲惨世界》创造了巨大的流行效应，它简直像一枚巨型炸弹。
芳汀女儿珂赛特的形象是音乐剧《悲惨世界》的注册商标，她源于18世纪一位艺术家的一幅雕刻作品，后被伦敦的一家广告公司借作《悲惨世界》的独有标志而沿袭下来。迄今为止，珂赛特已有了很多不同的可爱形象，如身着橄榄球衣、头带棒球帽、穿着夏威夷草裙、装扮成自由女神像等。《悲惨世界》每到一座城市演出，就会有一个极富当地特色的珂赛特的形象出现，包容性是法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它把本国的文化向世界敞开，并同时向世界吸收着丰富的养料来壮大自己。
拿《悲惨世界》的音乐剧来说，该作品的曲作者是匈牙利人勋伯格，词作家是出生在突尼斯的阿兰•鲍勃利，制作人是美国的喀麦隆•麦金托什。在世界范围内，音乐剧《悲惨世界》有54个制作，被译成21种语言，在三十多个国家演出过。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演员一起经营着这件完美的艺术品，文化在交流中激情碰撞着，新鲜的血液不断的注入，这也是音乐剧《悲惨世界》青春常驻的一个秘诀。相信在法国独特氛围的熏陶之下，音乐剧带着自己令人敬畏与魂牵梦萦般引人入胜的气质会继续将观众引入未来。
主持人李宗瑶：很奇怪的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纷纷比如说出生在其他的地方，但是在法国成名成家了，或者做出成绩来了，但是恰恰是《悲惨世界》完全是原汁原味法国的作品，却是到美国才开了花，并且红遍世界各地。
苏叔阳：证明雨果的这部作品具有世界性，具有普世意义。刚才姚院长说的，法国人的这种感情奔放。非常莫名其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总是被认为是一个比较保守，倾向于不大灵动的这样一个民族。其实，我们最早的哲学就是充满着感情。儒家思想就是充满着感情，它是以感悟和感情去感化别人，但是后来，中国的儒学被官方越来越改造成僵死的教条，束缚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所以中法两个民族为什么能够彼此亲密，大概从根上这种感情的奔放实际上是一致的，中国人也没完全束缚住。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博爱，孔子讲仁者爱人，人学儒学的根本思想是爱；到墨子发展成兼爱；孟子以后把孔子的思想发展得更激烈，说皇上要不行了，人人可以杀，感情是这么激烈的；一直到朱熹慢慢改造了儒学。现在以为孔老二是一个干干巴巴的，特别教条的人，其实不是，他是个浪漫的诗人，他的哲学也是这样的。所以法国人和中国人能够形成好朋友的，实际上，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最深的还是法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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