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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问您一个个人问题，您这位我们新闻纸行业的反倾销总代表，当时您的职务是在我们国家某一个机构任职呢？您怎么成了我们这个产业的反倾销总代表？
李照明：当时我在吉林造纸集团任主管经营工作的副总经理。由于吉林造纸集团是我们全国的当时最大的造纸企业，因此我又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特别是反倾销这件事情是由我直接提议和发起的，所以这件事情由我来具体组织实施就成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主持人：我们看了当时的报道，可以说对于我国新闻纸产业的反倾销案，当时媒体是始终关注的。您作为当时的总代表能不能把那个时候的一些背景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照明：1996年下半年的时候，世界范围的纸张市场产量严重过剩。国外大量的新闻纸涌向中国，价格很低。比我们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大概每吨要低1000元到1500元人民币。
主持人：这种低价其实是人家的一种营销策略和手段
李照明：对，他们这些年来始终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调剂的市场。在新闻纸紧张的时候，他们往往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卖给我们；在新闻纸过剩的时候，他们又以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向我们进行倾销，应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贸易歧视行为。
主持人：但是这种贸易歧视行为本身在使他们获利的同时，必然使被倾销地区的相应的工业受到冲击。
李照明：这里面行业有个基本标准，一般就是在一个行业里面，进口商品如果占全国总销量5%的时候，应该视为一个正常的补充和品种之间的穿换调剂；10%一般是一个临界点；超过15%以上的比例，应该说那就构成一定的威胁。到1996年下半年的时候，进口新闻纸已经占了全国新闻纸销量的40%。对整个的我国新闻纸产业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害。这是一场当时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受理部门、毫无经验，这样的一场官司。难度应该说是相当大的。
主持人：是一个“三无”产品。
李照明：但是这件事情从新闻纸产业是非常急迫。当时全国此类情况非常多，我们有很多的行业、产业，由于进口产品的冲击、影响，整个行业、整个行业的垮掉。发生极其严重困难的很多，那么这件事时间性很强，又没有更好的选择，因此纵然有天大的困难，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去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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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但是毕竟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好像是一说当官光宗耀祖,政治上可能会更有前途。尤其对您来讲，您这样的一个教育背景和您的任职背景。正象您过去的老同事所说的，留在政府您可能会有更好的前景和前途。在您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应该讲是需要一种勇气的。您考虑这个因素没有？
李照明：是这样。应该说这个政府工作非常重要，企业工作也很有发展。它是一个社会的两个层面的东西。我觉得政府官员是国家的栋梁，但是企业应该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应该说这两样工作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从我本身情况看，我是学企业管理的。虽然做过几年政府工作，但是更多时间还在企业做厂长、经理。我更想在企业和经济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主持人：当年您从国企被提拔为政府的官员是一种被动的，是领导组织任命。后来由我们的政府辞官不做，下海。虽然有企业的工作在里面，但是应该讲从辞官的行为来讲，对您而言是主动的。您有没有感觉到可惜，咱回过头来看。
李照明：应该说也是下了一番决心的。毕竟铁饭碗和泥饭碗有诸多不同。随着年龄的增大，应该说风险意识也更强了一些。但我觉得这些和实现人生的价值，选择自己的，能够为国家民族做更大贡献的途径，我觉得这个好像更加重要一些。应该说有一番思想斗争，但是更多还是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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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曾经被评为吉林省的十佳青年企业家,也曾经被评为全国的百名优秀企业家。应该讲借助您刚才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市场，其实就是需要什么样的经营者跟管理者站在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也跟国外是一样的，就是说当这个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个管理者可能不再是权利主体，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叫管理者阶层，有时候我们有个词叫经理人。您做经理人之后，您在这样的商海中，尤其在华润这个公司任职以后，您自己有什么样的体会？
李照明：现在我选择的应该说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经理人，准确的讲应该叫职业经理人。就是以经理人做为自己终身的职业，作为自己终身的奋斗目标。这已经不是一个官员的概念了，这是一种职业，是一种专业。
主持人：您作为这样的经理人到华润任职，然后到我们天津工作以后，不知道迎接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
李照明：那么作为职业经理人，我们有一句话叫：打起背包就出发，不打背包就回家。既然我加入了华润集团，就要服从这个集团对我的任用和安排。决定我到天津谈话之后的第三天，我就到天津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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