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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喊您潘总，您说让我喊您杰客，这个名字非常西化，我想知道是您到美国留学就叫杰客，还是说在国内没走的时候就已经叫这个名字了？
潘杰客：因为那时我父母从美国回来，然后响应总理的号召，五十年代回来的，是和钱学森他们那一代的老的科学家一起回来的，他是在美国康尼尔大学念的物理学的博士，作为科学家回国了，然后我们这几个小孩，几个都蹦出来了，然后四个。老大叫潘学瑞，学习董存瑞，老二就是我，学习黄继光，叫潘学光，老三叫潘学禄，学习焦裕禄，老四叫潘学锋，学习雷锋，就是我们这样一个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家庭，产生的四个英雄的这种崇拜，都是这样的，同时，还特好玩，同时呢，因为当时中国要学苏联，所以说我们四个小孩每个人还有一个苏联的名字，苏联的(名字)也都是英雄，我哥就叫契克，我呢，就叫尼克，我到现在还没搞清尼克是哪个英雄，反正就是我们家四个小孩，还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名字，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国家建设部，在国家建设系统已经工作了七年，而且我自以为感觉自己特别的成功，但是所有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亲属，这些朋友，跟我一谈话，好像没有觉得我这个人(优秀)，我就感觉从他们的眼神里，从跟他们交谈当中，我看不到，我自己是个成功的人那种感觉，但是我要到其它地方去出差，我作为一个国家建设部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人们都是从飞机上架着我的胳膊，那种白发苍苍五六十岁的人，架着我的胳膊给我扶下来。
主持人：这是京官来了。
潘杰客：对，京官，京官就是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所以我就产生一种念头，一定在我所知道的这个世界的知识领域之外，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呢？所以我就决定出国去转一转，我还没有打算去读书呢，既然去转我就坐火车，当初，我是从北京出发，然后穿过内蒙，然后到了外蒙，走过了西伯利亚，然后进入到苏联，然后(火车)开了七天，七天之后呢，到了莫斯科，到莫斯科呢，我住在莫斯科大学里头，因为那边有中国人给我安排，第二天一早，我因为时差的关系，也睡不好，我就是朦朦胧胧地站在莫斯科大学的校门口，正在那欣赏莫斯科大学这种特别美丽的校园，这时候，旁边就出来了两个女生，就是苏联人，然后就问我，因为我这个英文特别特别的烂，我基本上明白就是说在叫我，要跟我说话，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丢了，你是在这儿干什么，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我就是(用)一半中文，然后是几乎百分之一的英文，然后稀里糊涂就在那儿解释，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反正我要到莫斯科，我要待个两个星期，我要玩一玩，大概是那意思。然后，这两个女孩特别的热情，当然她们也确确实实也非常漂亮，我也有这种兴致跟她们再聊天，她们马上就问我，作为欧洲人，他这习惯就是他一定要先知道你的名字，她问你叫什么名字？一下子就把我问住了，因为我脑瓜里就想，我是叫潘学光，我还是叫尼克，我还是叫什么？然后我就突然地就脱口而出，我说我叫Jack，Jack就是英文的J A C K，叫Jack，因为那是一个再普通寻常不过的名字，然后她们马上就说，你叫Jack太好了，然后当然握手，拥抱，拥抱咱们就不提了，然后马上就开始聊天，聊得非常好，这样我就开始用Jack这个名字。我用了Jack这个名字之后呢，在欧洲待了大半年，然后到最后我终于决定，我觉得我的思维方式在国内是太闭塞了，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井底之蛙，所以我决定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到了美国之后，我在去美国的飞机上开始琢磨，我准备要脱胎换骨，我要重新做人了，所以说我在飞机上我就在想，我英文名字叫Jack，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我也没法变了，我在欧洲的这么多朋友亲戚，大家都这么认为我叫Jack了，那么我中文名字我怎么办呢，我自己就想到，我呢，因为看到了世界，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太大了，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人，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是非常的渺小，我再了不起，我也仅仅是这宇宙当中的一个过客，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很多人就无声无息的就这么流走了，就被淹没了，也有一些个别的人，他们就顶天立地的就站了起来。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这些是一些比较杰出的过客，再了不起的人都是过客，所以说，我就告诫我自己，我要成为一个，至少要成为一个比较杰出的这样一个过客，宇宙当中的一个过客，所以我就给我自己起名叫潘杰客。
主持人：您看您这个名字，是行万里路，最后是读万卷书，应该讲在奥迪工作的这个经历，当然后来您被派到国内做销售总监，但您毕竟有在应该讲叫欧洲或者叫德国这样的工作的经历，我们注意到，除了你有在欧洲工作的经历之外，您还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哈佛的MPA您自己总结一下这一段留学生涯对您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潘杰客：其实我在美国更多呢还是工作，我在美国工作了八年，八年之后然后才去读书，因为我感觉我自己好像知识不够了，觉得自己知识方面底子比较薄了，我需要去充电，然后在美国工作了八年之后，我才去决定要去读书，然后决定读书的时候，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选择，最后呢，选择了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的管理学院去报考，我比较幸运，我同时被三个学校全都被录取，到最后我选择了去哈佛。那么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学生阶段，我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我的哈佛大学的学生的这个阶段，我自己的人生这种思维的整个方式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变化。我在去哈佛大学之前，我在美国工作八年，在纽约，包括在其它的城市都有去工作，那时候我能够感觉到，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身边接触到的更多的就是除了是美国人就是中国人，在哈佛大学读书，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学术上的联合国，我周围来的所有的这些同学，几乎都是各国家里面的应该说是精英里面的精英，尖子里面的尖子，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人，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这种行业里面都是非常成功的人，你就比如说我的同班同学，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当然我一方面在学企业管理，一方面在学政府管理，在政府管理这方面的同学里头，几乎就是说我们班上的，论级别来说，一大群都是各个国家的副部级的干部，局级干部就不在话下，如果我们给他套级别来讲，比如说，我们有乌干达的副总理，有这种菲律宾的四个正部级的，现任的正部级然后离开工作岗位到哈佛来进修一年，变成我们同班的同学，那么还有其他国家的总统府的秘书长、部长、省长、参议员、众议员，反正都一把一把地抓，都是这样，就是说几乎每一个人，他都可以骄傲地说，他在他的领域里，在他的年龄上，他和他国内的人去比较，他是最成功的人，他都可以非常骄傲地去说，但是你和这些人在一起，你感觉到了，这是一种不同的氛围，在一起呢，我们每个人都在说着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事情，整个班级呢，讨论的是一个全世界的事情，任何一个事情，我们讨论，我们是用一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种族，有这种不同的理解，然后大家在一起，到最后拿出一个共同的方案。就是说，一种民族的，在那个地方的一种融合，思维方式在那个地方一种碰撞，然后使得每一个在现场进行讨论的人，每一个在现场读书的，都感觉到，自己呢，是一种飞跃式的一种提升，所以说，我在那种情况下，我才产生这种念头，我觉得我积累了，因为我去美国之前，我在中国工作了七年，然后在美国又工作了八年，我一下子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其实是大的，是我们根本就想象不到的，我用一句话来鞭策自己，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么我自己的感受呢，就是说在我们的思维之外，还有许多许多其它不同的这种思维，在我们所生存的，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的，其它其它，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世界我们根本不可能去知道，这么多东西，因为只有在那种场合里你才感觉自己的渺小，再了不起的人在那里都是平易近人的，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人也比我聪明，这个人也比我聪明，这个人也非常成功，那个人也非常成功，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既然我知道中国的这样一些经验，我知道了美国的一些经验，那么我要想使自己，我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国际的思维的人，如果我想真正使自己变成一个国际化的人，我一定要有国际化的这种思维，国际化的知识，国际化的经验，那我只有美国和中国经验是不够的，我自己根本不可能标榜自己是有国际的人，我必须要到另外一块非常先进的一块大陆，非常先进的一块管理的那种地方，去学习他先进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做了决定我要去欧洲，我要去欧洲最先进的国家，最先进的这种行业，然后呢，最先进的管理，我要去学他的管理，使自己变成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管理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去欧洲，所以我才申请了欧洲的这些大陆公司，到最后才去了德国。因为德国在那一年里，在欧洲是最领先的，那么德国的汽车工业也是德国最骄傲的，那么奥迪呢，是德国人的叫做dream job，就是梦想的这种职业，就是说，在欧洲呢，大家都知道，奥迪是一个上升的一种企业，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我就一定告诉我自己，我要去最优秀的地方，去学习最优秀的东西，目的就是要使自己变成一个国际化的人。
主持人：我们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市场，其实这也有一种观点，叫什么中国机会论，但是在中国机会论面前呢，也有一种声音，他们说，民企或者说叫国内的私企，没有海归这样背景的人，可能会由于他们更了解国情，他们对政策的分寸把握的更准确，可能会更容易成功，相反有海归经历的人，他们的理念确实与世界同步，但是在政策的把握上，分寸上，可能会欠缺一些。对这样的评价您怎么看？
潘杰客：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是这是有几个方面，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呢，作为海归派，放下自己的这种架子，要纯粹放下这个架子，我觉得我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我就有架子，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代表德国公司回来时候，我在上海出差，上海最繁华的地方住的五星级的宾馆，看着那些服务员，我心里都不舒服，我觉得这个水平怎么那么低，我心里老在那儿嘀咕，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你必须要，什么叫放下自己的这个架子呢，就是说，你来干什么来了，如果你是来享受来了，你未必非要在这个地方享受，你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地方，你去尽情地去享受，你想享受五星级的宾馆，你想享受国宾级的这种待遇，你想享受任何东西，你就去找那个世界的那个地方，存在那个东西的地方去，你不非得在中国这个地方，除非你想回到中国来创业，创业就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任何人创业都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美国这么多成功的人创业，整个一开始的过程也都是非常艰辛的。包括在欧洲，包括在亚洲，任何一个人创业的过程都是艰辛的，如果你想回来要做事情，你想创业，你想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你就要把你自己所有已经具备的这些东西要打翻了，我觉得第一要放下架子，第二，特别是在国内的发展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是非常迅速的，两年、三年的时间国内的变化，特别是北京的这种变化，就是那种日新月异的变化，有时候你几个星期，你不去一个地方，你到那儿那个道路就变了，就是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出去了两年、三年、五年、六年，你回来之后，很多东西，人脉的关系，人文的思想，人们所做的事情可能都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放下什么样的架子啊，要告诉你自己，你其实你不懂，我跟我的，非常好的一些在国内的，一直没有出国的朋友，我现在真实地我跟他们说，他们没有出国，我说特别羡慕你们，他说你羡慕什么，我说我羡慕你在国内的这二十年的经验，我说我特别羡慕你，我在美国在欧洲加起来呆了将近15年，这15年是我的遗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你在这15年当中，你在中国取得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我是没有的，我特别地羡慕你，我特别希望我能够具备这些，但是我没有，我希望你能够教我，如果任何一个人你跟他这样去说，他会不会教你，我觉得他会成为你的朋友，反过来，我从美国回来，我呆了15年，我美国什么东西都知道，你这个土老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来教你，你教他什么呀，他知道好多东西你都不知道，你教他什么，所以说这是有一种文化上的一种东西。如果说从本土生长的这些企业家，比如特别是民营的这些企业家，他可能会比较容易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我专门用这样一个词，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或者说在短线上，他可能会很快取得成功，甚至有可能是比较大的成功，但是，我们的市场，已经不是一个中国的市场，我们的市场也不是一个天津的市场，也不是北京的市场，我们的市场是一个国际的市场，你要想真地变成国际化，你想真正做大做强，做成一个国际性的一种企业，你用你本地的思维，用你区域性的思维，用一个国家的思维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企业，他都有来自很多国家的这些精英，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他必须要有不同的这种思维方式，有不同的这种经验，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给它揉在一起，然后大家把最优秀的东西拿出来，否则的话你可以成功，但是我相信是短线的，可能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头，你可以比如说，这种机运，比较巧合，比较各种各样人脉的原因，但是你要想做大的话，你就一定要使自己的产品，使自己的品牌，使自己的经营，特别是使自己的思维方式能够国际化，国际化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国际方面的人，才能有那方面的思想，才有可能有那方面的管理，和有那方面各种各样的经营的那种东西，所以说，这是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向国际方面，要去不断地要国际化，另外一方面要不断地要本土化，本土化不是放弃你的国际化，而是你要知道，在国内你要怎么样去运作，如果这两方面的企业，两方面的企业家，两方面的产品，不断地去融合，不断地进行沟通，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好。
主持人：我们的泛华，这个领域是在传媒这样一个领域，您过去也做过建设部的党委宣传部长宣传部的负责人，那么就是说，我不知道您现在进入到这个领域，应该说这个领域无论是创新还是经营，它的市场化还不完全，但是您仍然选择了这个领域，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
潘杰客：我们的传媒的这个市场感应，这个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一个东西，我们首先从政治层面进行了探讨，我做过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我知道在我们宣传的领域里头，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头，我们有些事情是要特别的谨慎的，有些是该说该做和不该说不该做的这些事情，要特别地给它搞清楚，也就因为这样，我们的节目是一个探讨人性的节目，我们不是一个探讨时政的节目，不是探讨政治的节目，不是探讨经济结构的节目，这些东西有待于其他的更感兴趣的人去探讨，这叫本地化本土化，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我们要在这种文化当中，我们要在这种意识形态里头要成长，我们必须要按照它的这种节奏来走，这是首先是从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从经营上来讲，你说的非常对，我们整个的这种电视的媒体和媒体在中国的这种市场化运作方面，现在是一个刚刚起步，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起步，是大概需要在这个时间，而这个起步的这种将来要腾飞的这个速度，可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现在所有的人，在一年以前劝我的人，现在都说，杰客你怎么推算的那么准，我说我就是做推算，我说我不是推算专家，但是我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去做推算，现在的中国的电视媒体市场，现在是一个刚刚起步，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想要去做的事情，基本上都会允许我们去做，当然具体操作上，比如说，我们的节目要卖，我们能卖出一个好的价钱，我们可能卖不了好的价钱，真正的在西方，一个非常好的节目，能够卖一个非常好的价钱，但是呢，因为中国的市场并不成熟，ok，你卖不了好的价钱，但是你可以用其它的方式啊，你在美国一个好的节目就卖给一个台，咱们都是叫做exclusive，叫做是独特专有的，在中国也许就不是，你卖给这台卖得少，我再卖给另外个台，这是经营，所以说我觉得从经营上来讲，我们要开发我们的那种创造性，然后从政治上，我们一定要保持鲜明的这种，我们自己应该要去做，和不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保持得非常的好，然后从文化上来讲，我们进行沟通，从经营上来讲呢，我们要开拓我们的思路，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允许我们去做的事情。
主持人：我们的媒体呢，应该说这种改革和市场化，事实上已经开始进行了，我特别想听到的就是说，您在这样的传媒的市场改革面前，您认为我们的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发展，我们泛华的前景是怎样的？
潘杰客：说到民营企业，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在传媒界领域里头，我觉得我自己作为民营企业，我们是一个小萝卜头，我们刚刚开始，我们还很难为整个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的方向去给它去定一个位，但是谈到我们自己，我们就有的可说，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首先定位就是国际化，这是从多方面来讲的，比如说我们有中国最优秀的搞电视节目的，包括原来在中央电视台的最优秀的这种编导，作为我们的高级编导，同时我们也结合了美国ABC的副总裁，我们所有的方面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东西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东西一种结合，比如说，我们的团队里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韩国人，有澳大利亚人，所有这些人，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黄头发，蓝眼睛，不是的，是因为他在那个国家，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在那个国家，当然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大学毕业的，然后呢，都是在具备了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或者营销的经验之后，当然我这是由过去一年的说服工作，把很多人都给说服到来我们公司大概十多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国际的团队，所以说，我们的制作团队是一个国际团队，我们的经营团队是一个国际团队，所以说从我们这种前景上来看，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和本地的这样一个结合，我是看好我们的公司，当然我不看好我不去做，一个叫菩德曼的一个思想家兼哲学家，他呢，讲了一个这样的关系，讲了一个播种和收获的关系，他说，一个人如果播种一个思想，就会收获一个行动，再播种一个行动，就可以收获一个习惯，再播种一个习惯，就可以收获一个性格，如果你再把你的性格再播种下去，你收获的就是你的命运，你收获的就是你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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