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阳新县大王镇姜祥山小学有一位名叫余云脆的民办教师，她23年的教学生涯，有18年是在海拔670米、贫困闭塞的姜祥山上度过的。在这个贫穷的山村里，她14年没领到一分钱工资。有段时间，整个学校剩下她一个教师，她一个人领着几十名交不起学费的农家孩子，默默地坚守在这座生长红薯、也生长希望的姜祥山上。
姜祥山的孩子们，你们好！
这是余云脆从心底发出的百感交集的问候。
这是她站在通往姜祥山顶的小道上，仰望无尽头的幽深山谷时发出的。
时值金秋，那是1983年9月3日，一个果满枝头的季节。
山道弯弯，曲径长长，这弯弯长长的山路——一头立着年方23的女教师余云脆，一头仿佛直通万里青天……
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大山发出的声音……
你来的时候还很年轻，很漂亮，也不知你此时的问候……多少年后还会有人偶尔提起
1978年，高中毕业生余云脆当上了黄桑口学校的民办教师，这所学校座落在长江岸边一个叫黄桑口的小镇上。
余云脆的父亲是一个刚刚解放就加入了共产党的“老革命”，后来当了一名“村官”，虽然自己仅读过两年小学，但却深知知识和文化的重要。余云脆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6个弟弟妹妹，家中生活虽很窘迫，但到了长女该上学的年龄，父亲坚决把女儿送进了学堂。在当时，背上书包走进课堂的女孩子，整个村子里惟余云脆一人。
当然，父亲给予余云脆的远远不止这些，许许多多最朴素、最基本、最重要的做人道理，也是父亲教给她的：譬如要热爱集体，不能占“公家”的便宜；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志气；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等等，父亲不仅说，而且做。余云脆出生在“大饥荒”的年代，出生不久，党号召公职人员自愿到农村去落户，此时已是国家干部的父亲，毅然放弃了吃“商品粮”的身份，回到了祖祖辈辈耕种不息的庄稼地里。
成人后的余云脆说，感谢父亲，是父亲给了我这些品行。
1975年，余云脆家里来了一位叫姜云光的年轻人，他是余云脆的父亲当国家干部时同住一室、亲如兄弟的一位朋友的孩子。就这个年轻人，使余云脆的命运，与离黄桑口70多里之外的姜祥山紧紧连在一起。
这位叫姜云光的小伙子，是在姜祥山的风吹雨淋中成人的。他的父亲，也和当年余云脆的父亲一样，在那个“困难”时期，脱下了干部服，重返姜祥山，恢复了原本的农民身份。
这一年，余云脆的父亲在黄桑口一片采石场负责，老朋友闻讯，把大儿子送了来，采石场也不是享福的地方，但最起码，站在浩荡东流的长江岸边，总比抬头是山，低头是壑的姜祥山中，能多长点见识。
那个年头的山民们，还能有别的什么奢望吗？
那年，姜云光17岁。
父辈们的友情，自然也感染着下一辈，余云脆和她的弟妹们自然称呼姜云光“大哥”，并且一直叫到今天。
从“大哥”那里，余云脆知道了姜祥山，了解了姜祥山，知道了姜祥山比这里还穷、还苦；知道了姜祥山人从来看不到汽车、看不到轮船；知道了姜祥山没有稻谷，只有红薯、玉米；知道了姜祥山上没水，吃水要走很远的路，要爬很陡的坡……
知道了这些的余云脆，不知怎的，竟对姜祥山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在她善良的心底，总是渴望着能帮那片山上的人们做点什么。
1981年，她嫁给了这位比她年长两岁的“大哥”，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1982年，他们的儿子出世。1983年，当公公从姜祥山下来告诉儿媳，山上需要老师，希望她能上山去，余云脆好像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以前，她还是一个“外人”，对姜祥山就有了同情和“帮助”的善良愿望，如今，她已经嫁给了姜祥山人，姜祥山的困难，完全是份内的事了。
有看着家中有难而不伸手支援的年轻人吗？
也许有，但余云脆不是那种年轻人。
那条仿佛通到了天上的山道，可真难走。不过，这世上的人生之路，又有哪一条是好走的呢？
从山下的大王镇到山上的姜祥山小学，5公里。5公里山路，23岁的余云脆途中休息了三次，才气喘嘘嘘地走到了尽头。
她登上了姜祥山，从此，她开始了更加艰难的跋涉。
你是穷人的孩子，所以你一直站在穷孩子的面前，倾听他们诉说的眼睛
乡亲们的欢迎是真诚的，学校老师和孩子们的喜悦是由衷的，但真诚和喜悦，只能给余云脆留下心底的感动。天长地久的过日子，仅仅有感动是远远不够的。
余云脆不是什么千金之身，但长江畔和姜祥山毕竟有巨大的差异。吃，娘家是大米，这里是红薯；路，江边是平原，山里抬脚就是坎；水，守着长江过了23年的她，刚来时，竟端着一盆衣服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洗。
丈夫那时还在采石场打工，个把月才能回家一趟，形单影只的她，想找个诉诉愁绪的人都没有。
好在她对这些有精神准备，更主要的，她对教学、对学生的投入，足以使她能摆脱这些不习惯。
1985年，她担任了学校的教导主任；1990年，她又当上了校长，那一年，余云脆正好30岁。
30岁的姜祥山小学校长，更是把所有的热情，所有的心血都给了学校，给了那些因贫穷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们。
有个叫姜用的学生，家里姐弟四人，父亲有严重的肺病，生活极端困苦。有一年，孩子的父亲找到余老师说，你看我们家这个情况，实在是没钱让孩子读了。余老师说，我知道，你心里是愿意孩子读的。只是有困难，那我不收学费……可别耽误了孩子。孩子的父亲感动地说，这好，待我家那头猪长大，卖了就交。
年底，猪长大了，也卖了，但孩子父亲的病又重了，余老师能去讨学费吗？
虽然没收学费，但余老师对姜用的关切丝毫未减。一年夏天，姜用不慎掉进三米多深的水井，幸亏被人救起。正在镇上开会的余老师，不顾天色已晚，买些水果食品，跌跌撞撞地上了山。到了山上，她不顾孤身在家的小女儿，匆匆赶到姜用家。姜用躺在床上，眼睛紧闭。她边抚摸孩子，边轻声叫姜用、姜用。
听到老师的声音，姜用慢慢睁开眼睛，仿佛委屈的孩子见到母亲，眼泪夺眶而出……
另一个叫姜成的学生，上有一哥一姐，父亲疾病缠身，母亲外出打工，且一去几年不回家。对这三兄妹，余云脆不仅是他们的老师，还担当起母亲的职责。
姜成的哥哥在镇上读初中，因无钱交学费，常被学校拒之门外，每遇到这种情况，余老师就跑到这所中学，求这个、拜那个，又是保证又是打欠条，使学校留下姜成的哥哥。姜成的姐姐就没这种幸运了，她也欠学费，余老师怎么担保也不行。无奈之下，余老师只好把她领回自己学校，利用课余时间单独为她开初中的课。
几年里，余老师还照料这三兄妹的生活，不仅纸笔等学习用品余老师为他们买，他们吃住也常常在余老师家里。7月25日是余老师女儿的生日，姜成哥哥的生日也恰好是这一天，每年的这一天，余老师都要煮四个甜鸡蛋，女儿两个，姜成的哥哥两个。
姜祥山上没有医生，更谈不上医疗机构。余老师的家就成了孩子们的医务室。在余老师的家里，常用的药是红花油。山路崎岖，孩子们好动，碰痛擦伤是常事，红花油正派上用场。有一年，三个学生长疥疮，影响学习，家长一时管不了，余老师便抽空跑下山，买了一盒硫磺膏，每天两次把这三个学生叫到家里擦洗、涂药，一直到他们全部痊愈为止。
这样的事情有多少，余老师自己记不清了，她也从没心思记这些事。
她记在心里的是怎样让孩子们学习优秀。她利用一切时间，甚至做饭、洗衣也把跟不上学习的同学带在身边补课。
她记在心里的是怎样使学生能自觉学习，自愿学习，因为只有自觉了，才能真正地学习一辈子。真正地学以致用。
她记在心里并常常为此发愁的是怎样让姜祥山富起来，因为只有姜祥山富了，姜祥山的孩子们才能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更多的学习机会。
姜祥山的确是太穷了。
同一场秋天的苦雨，同一片清贫的水域，同一种情感使你同那片土地哽塞在一起。
1983年，余云脆初上山时，学校还有模有样，8名教师，150多名学生。可因为贫穷，也因为周围经济发展促使了人口流动，有能力的人家不断往山下迁移，留在山上的，都是“没路子”的，而“没路子”的，也就是穷人，穷人是交不起学费的，这可苦了老师们。
开始三年，余老师每年还能领到几百块钱的工资，那是由村上直接支付的，当时村里有个石粉厂，生产一种叫“方解石”的矿石粉，多少能挣几个钱。
后来，因种种原因，石粉厂垮了，村上也丧失了支付老师们工资的能力，老师的工资，改由从学生的学费中直接提取。学生交不起学费，这工资从哪里去“提取”呢？
前面说的姜用，姐弟四人，共欠学费1600多元；姜成，兄妹三人，欠学费900多元。学校的收费标准是每人每学期130元。这130元，往往是城里酒席的一盘菜钱，可穷人就是拿不出这“一盘菜”呵。
衣物可以不买，家具可以不添，房子可以不盖，但饭总得吃吧。余云脆家在山上，好赖有口饭吃，但家在外地的老师怎么办？天天上校长家吃去？
无奈，身为校长的余云脆只得找学生家长讨粮食、讨油盐，讨来分给老师们填肚子。
也是无奈，老师们一个一个地下山了，不是他们不爱姜祥山，不是他们不爱姜祥山的学生们，实在是他们也要吃饭。
最后，姜祥山上只剩下了余云脆一个老师，四十几个学生，这四十几个学生没有一个是不欠学费的。
在姜祥山上教了18年书的余云脆14年没领到一分钱的工资，14年里余云脆应该得到的工资总额是11120元。
姜祥山村是大王镇最穷的村子，大王镇在阳新县也不富裕，给余老师发工资，起码近几年还不太可能，更别提补发欠下的1万多元了。那余老师怎么维持自己一家人的生计呢？
余云脆四个孩子，全家6口人借住在丈夫两个弟弟合建的一栋旧房里，房内空空荡荡，除了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外，没有一件打眼的东西。
余云脆一心扑在学校里，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靠丈夫在外打工，十几年里，一到农闲，丈夫就下山了，哪儿有活就往哪儿奔。
由于经济困难，大儿子16岁就辍学到深圳打工。小小年纪远离父母，做妈的能不心疼？但没法子，余云脆大哭一场后，千叮咛万嘱咐送儿子上了路。
二儿子在镇上中学读初二那年，因欠200多元学费，两次被学校通知回去拿钱，否则不许上课。余云脆忍住心中的悲凉，找妹妹借来260元，塞到了儿子手里，转过身在课堂上对自己学生讲，同学们，你们要好好学习，要珍惜每一分钟，读书学习——太难了呀!
也有人劝余云脆，你这是何苦，你这个“义务工”，还要干到何时？她妹妹在县城开了一家餐馆，多次劝她去，妹妹说，姐，你来吧，怎么样也都比你呆在山上强。
余云脆没有去，她不是不想过有钱的日子，也不愿看到儿子16岁远走他乡，她想的更多的是，我走了，这40个孩子怎么办？我穷，他们比我更穷，若是再读不成书，他们一辈子不就要穷到底吗？她的这种想法和她父亲完全一致，父亲说，我喜欢跟你说，不喜欢跟你妹妹说，你妹妹那些话都是商人说的。
做商人没什么不对，余老师父亲的意思是，有些事情是不能用“商业”的眼光对待的。
感谢父亲！
多少年后你不再年轻，但是你年轻时说的话，今后将不断会有人提起
十几年的辛劳，十几年的困苦，十几年的奉献，她的家人们看在眼里，她的学生们看在眼里，她的乡邻们、领导们也看在眼里。
自她上了姜祥山后，很少回黄桑口探望自己父母，而做父母的，则时时牵挂着山上的女儿。姐弟6人，属她的生活条件最差，因此父母要求弟妹们轮流每月送一次肉给姐姐。
母亲坚持每年两次上山看她，70多里路，母亲每次都是走着来又走着回去，不是心疼钱，是因为母亲有晕车的毛病，坐车比走路要难受的多。来去140多里，对于一个年过6旬的老人，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毅力。
父亲更是常来与她谈思想，谈读书，虽然她最穷，但父亲以她为骄傲，只要有人问起他的大女儿，他就自豪的回答，大女儿，教书的！
弟妹们帮助她的方式多种多样，知道她爱书，便把搜集的书送来，她的衣服，基本上没买过，都是弟、妹们代办了。
她的公公、婆婆待她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家里用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早几年这是公公常做的事情。婆婆更心细，今天送一捆柴，明天给一把菜，十几年里从未间断过。
她家有三亩责任田，地里的活，经常是乡邻们帮着干，学生们只要看见余老师家有什么事，都抢着帮忙。
2000年，县里一位领导上了姜祥山，了解到她一个人带着40个孩子时，便动员一位老师上来，减轻她的负担。这位老师上山后，的确减少了她不少工作。以前，她是1——4年级都教，现在，她只教3、4两个年级了。这位叫李淑萍的老师也不容易，孩子尚幼，丈夫在外地打工，她又要教书又要带孩子，半年下来，只拿了50元工资。看来，只要上了姜祥山，都只有奉献了。
镇上的领导们也在想办法为姜祥山脱贫，办法之一就是让石粉厂重新开工，据说这种矿石还挺有销路，关键是要注入一笔启动资金。这笔钱，镇上拿不出，正想办法与别人合资，不管是否能成，总算是个希望吧。不然，姜祥山怎么办?姜祥山上剩下的、无力外迁的40名小学生怎么办？难道就永远让他们忍受贫穷的折磨，离我们这个不断进步的文明社会越来越远吗？
当富裕还没降临到姜祥山上时，余云脆恐怕还要坚守她的清贫、她的信念，对此，她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前些年，有一次“民转公”的机会，余云脆落选了，原因是考试成绩差了1.8分。根据规定，若评上县级劳模，可以加5分，可余云脆没当过县级劳模，不是她不努力，也不是她不够标准，原因是，因姜祥山太穷、太闭塞，县级劳模的指标从来就没考虑过这块土地。但余云脆没有怨气，她豁达地说，这没什么，公办民办，都是教书，我已教二十多年了，再教10年，最多15年吧，也就是个退休金的问题。我想，到时子女都大了，他们能管我，况且我自己也能劳动，没啥担心的。
她操心的是，希望学校的条件能好一点，譬如窗户，全都是丈夫用尼龙布钉的，因为买不起玻璃。尼龙布挡风是挡风，但教室里光线太暗，学生眼晴受影响。
她操心的是，这些学生长大了应有人管、有学上，她这里可以免学费，山下的学校可没这么好说话，很多学生一离开这里就没学上了。有个叫姜梅花的学生，和余老师处的像母女，常采蘑菇送给余老师，后随家迁到山下，因交不起学费，辍学了。她给余老师写信说，我常常望着山上流泪，我想上学，我想老师……
还有像姜成哥哥、姐姐那样的中学生，总不能个个都由余老师去中学担保，去说好话，去开“小灶”吧。
她操心的是，自己的孩子里能出一个大学生，她说，我总不能让我的孩子连我都不如吧，我起码还读了个高中，可大儿子，初中没毕业就打工去了……
操心的事很多、很重，眼前的事也很多、很重。余云脆操着将来的心，干着眼前的事。眼前的事，她干的不错，从前上一次山要歇三次的余老师，如今，上山不仅一次不歇，还能挑着几十斤的担子。从前她20多岁，如今她40多岁。2000年全镇学生统考，33个学校，余云脆带的学生考了个第二名。余老师说，我和我的学生都进步了。操的将来的心，相信也一定会实现，因为，上帝与你同在，而且，“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的呢？”(毛泽东《愚公移山》)
2000年11月26日下午，我们一行人告别余老师，向山下走去，浓重的大雾弥漫开来，将姜祥山遮蔽的严严实实，冷冷的山风，摇撼着山岭上苍劲的松树，崎岖不平的山道，幽深如一道时隐时现的石谷。
人行在雾中，路藏在雾中。
突然，一道天光自山顶驰来，将浑凝如幔的雾帐挑破，为脚下的路，涂抹上了一层金色的辉……
苍松如碑，如碑的苍松上镌刻着一行金色的大字——站在阳光下的山顶，就是流泪，也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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