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中国区教育项目总监薛揄

　　因为职业，医生被人们称为“白衣天使”，而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中国区教育项目总监薛揄则更是天使中的天使，因为它不仅有天使一般的职业，还有天使一般的容颜，更重要的，他有一颗天使般的心灵。

　　薛揄1988年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此后，取得了药理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后培训。1995年开始，在伦敦一个上市跨国公司工作了3年。

　　1998年回国后，薛揄便与糖尿病人结缘。她是医生，但却没有从事具体医疗工作，而是依托一个国际组织，为中国4000万糖尿病者培训医生，以期能尽快解除他们的痛苦。

　　在“中国糖尿病教育培训延伸计划签字仪式”结束后，新的工作就要开始的时候，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关于基金会

　　记者：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基金会？

　　薛揄：我们是1958年建立的，是一个操作型基金会。有许多基金会只提供钱，不做项目，而我们不仅给钱，还要做项目，我们要让捐款的人看到这个捐款的结果。

　　记者：50年以来，世健会共筹集了多少资金？在世界上开展了多少项目？

　　薛揄：那太多了，我们一年大概能够筹到8亿美元，包括现金，也包括医疗用品、药品等。我们用这些资金和物资，在全球80多个国家开展项目活动。

　　记者：你们是美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美国政府给了哪些支持？

　　薛揄：在最初的20多年，美国联邦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现在他的支持主要是在税收上。美国企业向公益机构捐款是可以免税的，被视为交给国家的税收，这是政府的支持。大部分还是普通人捐的。

　　记者：你们怎样招募志愿者？

　　薛揄：都是业界人士的推荐，也都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如果他在业务方面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她是愿意把他的知识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所以我们的老师都是博学的，也都是谦虚的。我觉得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知识拿来和别人共同分享，他们是挺高兴的。

　　记者：申报你们的项目，一般要经过哪些程序？

　　薛揄：只要有很好的计划，符合我们的宗旨，能看到效果，我们就座。跟我们不相干的，我们不会做。

　　记者：糖尿病项目在你们基金会的项目中占多大份额？

　　薛揄：很小，在中国的项目资金每年就是几十万美元。

　　在中国的工作

　　记者：你如何评价你的工作？

　　薛揄：我1998年回国，接收这份工作以来，就和BD、罗氏和礼来公司合作开展了这个项目，到现在已经5年了。这个项目主要是建立了十个中心。今后两年之内，就想把这十个中心建设得更好、更完善。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和愿望。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市政府。个人的力量和支持也特别多，那些教员全部都是义务劳动，一分钱的报酬都没拿。

　　记者：在中国的项目让多少人受益？

　　薛揄：糖尿病项目开展5年以来，共让17万余人受益。

　　记者：今后两年有什么打算？

　　薛揄：把这十个中心建得更好。我们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澳门(不包括香港和台湾)。把中心建好，就能搞好辐射和扩散，真正起到“水注滴入湖面”的效应。

　　记者：培训一个人要花多少钱？

　　薛揄：这个数目不定，如果是从西藏过来的，光是往返飞机票就很多，如果在北京，就只有一些培训费的花费，平均我还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也不太好算。单项的好算，但由于各地的糖尿病人数量不等，所需的资料就不一样，如果和当地的糖尿病人合作，搞一个大的公益活动，那要的东西就比较多。

　　记者：成功地开展一个项目，你认为需要哪些条件？

　　薛揄：我感觉要做好一项工作，第一是有一个好的团队，团队非常重要，要让所有加入这个团队的人都能把活动开展起来，需要做好三点：一是责任清晰，二是有发展的空间，三是要有成就感。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上面。第二是项目设计一定要慎重，如果你设计好了，你走的每一步都能对得起自己和赞助的公司。在项目设计中，有一个专家顾问团做我的指导。

　　记者：都是哪些专家？你本身也是一个专家了，为什么还要一个专家团？

　　薛揄：他们都是一些国内外糖尿病方面知名专家。一方面是经验特别丰富，信息比较充足，有些东西你还没开始做，他们就已经知道了，而且对国际国内的政策都比较了解，能够给你提供比较中肯的建议。另一方面是技术成分要高一些，我们是一个学校，要有一个技术的分量，你不能把它办成一个小学校一样。如果光有管理，没有技术，恐怕还是不行。

　　记者：你有哪些经验值得人们分享？有哪些教训需要避免？

　　薛揄：最大的经验就是促使我们不断地去互相理解。最大的问题就是顺着老路走。这个项目让我看到从事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疏远一天就会退步。一个方法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就会用新的办法把它走下去。

　　记者：有哪些事情让你泪流满面？

　　薛揄：真的泪流满面还没有，但内心是经常受到感动的。比如说一个义工可能正要被邀请去参加一个会议，但这个会议和我们的教育培训活动发生冲突，很多义工就放弃了其他的会议。

　　要是让那些学员讲他们泪流满面的事，可能更多一点，很多学员成为教员以后，他们让学员掌握了那些技术，和病人形成了特殊的关系，对病人而言，命运可就不一样了。

　　所以每到一个医院的时候，他们对我们工作人员的关心是非常感人的。我们不是什么大任务，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但要找他们的院长啊都是很容易，就是靠我们的工作、靠这个项目形成的这种关系。

　　记者：由哪些事情让你感到自豪？

　　薛揄：每一个参与项目的人都学到了不少东西，大家心情非常愉快，都觉得是一个称心的好工作。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公益项目。

　　记者：哪些事情让你感到特别遗憾？

　　薛揄：虽然我们这个项目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但毕竟一个项目改变了中国的现状。我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太小。

　　关于中国政府

　　记者：中国政府究竟给你们多大支持？

　　薛揄：政府给予的支持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行政上的，另一方面是技术上的。

　　从行政方面的支持来讲，卫生部给我们的支持很大，我们的第一个签字仪式是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亲自来的，去年年会结束的时候，是张文康部长来的，虽然今年才换了新的部长，但我们总裁每一次过来的时候，他们都给了很高规格的接待。江主席也接见过，整个工作政府都比较支持，他们觉得这个项目本身就为政府作了不少好事——你关心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的义务工作人员，又不要国家拿一分钱，他们给你创造很好的条件。

　　这个支持的作用是什么呢？有了他的重视，有了他们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在大的场合上的出席，使得我们到各地区去找合作院校的时候方便了很多。你想想，一个外国的民间机构，虽然你是一个慈善机后，但人们不知道你是什么目的，他们能接待你吗？但如果有政府介绍的话。人们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对中国是好的，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猜测和怀疑。

　　这是行政方面的。并不是说政府具体帮我们做什么事情，这些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技术方面的支持就是我们和一些对单位联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认识人，就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就会给我们相应的关照。你知道，在中国做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花十分功夫的话，至少有三分花在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做自己的工作解释上，如果政府给我们支持的话，就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关于赞助单位

　　记者：请描述一下你们的三个合作企业对项目支持所起的作用？

　　薛揄：搞一个教育项目需要几百万美元，我们共建立了十个中心，花费是非常大的，有他们的支持，我们5年的培训计划能顺利进行，这些钱有的作为培训补贴用，还有的是为开发项目的资金使用。我不是特别精通钱，但是对我来说，拨到我们这边的每一分钱都能够用到项目上就很好，我只要能保证我手里花的每一分钱都能对得起我们的赞助商就是很好。

　　记者：他们支持你们项目的动机是什么呢？

　　薛揄：他们就是为了教育而来的，在整个项目的发展过程中，一点商业目的都没有，一个厂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觉得盈利只是一个目的，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从长远来讲，对他们的市场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诊断率，有三分之一的人得了糖尿病，他认识到他得的就是糖尿病，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得了糖尿病，但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他们的公司支持我们一些工作，就是让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也能知道他得了糖尿病。这样，市场的饼就大了，饼大了不仅仅对他们的产品有好处，对其他产品也有好处。从这一点来讲，利弊都是有的，但他们的眼光是比较长远的，他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共性，因为普及糖尿病知识这个事情可以由这家厂做，也可以由那家厂做，但他们三家都没有市场不人员打开销路的办法去做，而是把这个钱给了一个专门做教育的机构。

　　记者：国内的企业是否支持你们？

　　薛揄：没有，我们是美国的基金会，我们的钱都是从海外汇来的。至少目前是这样，国内公益市场还没展开，企业效益好的，可能捐希望工程，小学啊，这些比较多。

　　关于义工

　　记者：活动开展以来，有多少义工参加活动？

　　薛揄：我们在册的义工名单已经有300人左右，这些义工培训了1700多名医务人员，这些接受培训的医务人员又继续培训了1.2万人，这些人有去给别人上课，共让17万余人受益。

　　5年了，他们一分钱也不拿，如果我们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的话，最起码车马费是要拿的，讲课要有讲课费吧，备课要有备课费吧，但他们什么都没要。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他们都特别积极。

　　记者：对参加活动的义工，你相对他们说什么话吗？

　　薛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那个高级专家顾问团的很多人都是义工，他们有卫生部的专家，也有行业里的专家，还有各医学院校、各大医院的专家，他们就觉得应当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都奉献出来，帮助基层的医护人员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所以我们这里一有事情，他们就都来了。

　　正是有了他们，才让这项事业有今天的发展，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这么多事情我肯定做不过来，我特别要对他们说的，就是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