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转折的遵义

　　这次《纪念长征70周年》大型采访报道活动，我和牛海疆被分到了贵州，进行遵义会议的采访报道。临行前，无论是领导还是我个人，都觉得和其它两路——长征起点江西于都和胜利会师地陕西吴起镇——相比是最轻松的一路。因为遵义已经是一个发展比较成熟的旅游城市，交通便利，而且还有建设完善的遵义会议纪念馆，所以我从心理上对困难的准备几乎等于零，甚至心里还窃喜，顺利的话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贵州玩玩——黄果树大瀑布、苗寨......然而，事实上，这次贵州之旅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对我的身心和意志品质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像长征一样，从出发我们就不顺。首都机场硕大的电子显示屏上“航班延误”的字眼格外显眼，我和牛海疆仔细确认了十几遍，终于不得不承认是我们的航班出了问题——本来应该中午12点出发的飞机延迟到了晚上10点，这无疑给从天津风尘仆仆赶来北京的我们当头一棒。机场里面除了餐厅啥都没有，我们这么多行李也不可能到外面游玩一番，唯一的选择就是“坐”等。这一坐就是10个小时啊——我开始了自大学毕业以来连续最长时间的一次看书，从白天盼到了黑天再到深夜，到起身登机的时候，我几乎都站不起来了。

　　飞机到达贵阳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钟了，等我们到市区找到住的地方安顿下来已经是凌晨3点。本来我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却被褥子里面的蟑螂吓得满处乱跳，我恨他把我们拉到这么个鬼地方！！！

　　那个晚上可想而知是怎么过来的，早晨9点多我们黑着眼圈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没吃早饭就去找长途车。本来贵阳到遵义3个小时，居然碰上修路断交！车子只能走极为崎岖的山路，因为没吃饭，一路上颠得我们都快吐酸水了，还堵车，直到下午2点我们才眼冒金星的看到遵义城。拍摄时间只剩下当天下午和转天上午了，可我们连拍摄地都还没到，天啊！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劲儿，我们下了长途车没有安顿没有吃饭就直奔遵义会馆。

　　如果说，达到遵义会馆后，我们这次“长征”采访的身体考验算是告一段落，那么更大的崩溃型的心理考验才刚刚开始。来到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我们联系的冯主任就跟我们是“透明”的一样在那自顾自的煲“电话粥”，老半天才瞟了一眼我们，我给她看了一下工作证，恭恭敬敬的说明采访意图，没想到他把工作证一扔，毫不客气的说：“长征70周年全国的媒体都来了，我们招待得过来么！你们又没公函，又没采访证，要想拍你就给市委宣传部打电话，他们同意才行！”根本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我的心凉了，这么老远来，一个会馆的关得过不了，市委那里就更没希望了，关键是除了一副真诚的表情外，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我确实是来报道的。我一边给台里打求救电话，一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只在门口外出个镜，然后打道回府，可我又是那么的不甘心！10几分钟后，领导给了我多方打听得来的贵州省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的电话，并指引我先去遵义市电视台寻求帮助。直到下午5点，遵义会馆终于答应可以拍摄，采访也可以安排，这个时候我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才感到胃已经抗议很久了。

　　本来我以为从昨天晚上我们就转运了，哪知道是假象！清早，我和摄像精神抖擞的去了会馆，没想到昨天说的好好的办公室主任连面都没露，幸亏我有他的电话，他竟然告诉我他出差去了，拍摄还有采访的事情还得我们自己搞定！我们只剩下一个上午的时间了，在遵义我是两眼一抹黑，我自己往哪里去找党史专家和老红军啊！想起来临行前自己美好的想法，领导的重托，这一路的艰辛，我的心都碎了。

　　拼了！没到最后上车我决不放弃！虽然我并不知道不放弃又能怎样，但当时我心里真就是这样给自己鼓劲儿的！也许正是这种力量让真正的曙光重现！拍摄的时候，我对身边的一个旅游团有种特殊的感觉，我觉得他们气质不凡，不像普通百姓，趁着拍工作照的机会我让其中一个人给我们照，顺便攀谈了一下。原来他们是黑龙江省委代表团，当我说拍摄遵义会议时，他们用手一指，说：“那就找他啊！他是遵义市党史研究室主任！这儿他最有权威了！”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没想到会有这种偶遇！我真像看到亲人一样握住张黔生主任的手，有位同志开玩笑的说：“别激动，1分钟500块！”张主任笑着说：“相识就是一种缘分嘛！你们来也是宣传我们遵义的，我们还要谢谢你们呢。”

　　这是采访的真正转折点。胜利让我更有信心搞定老红军的采访。没有联系方式，我就查114。查号台的工作人员真没让我失望，给了我老红军王道金的电话，真没想到114还有个人的电话。电话那头老而温厚的声音让我感动不已，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赵建瓴副总监给我发来的短信：办法总比困难多！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星期六，我们安心得踏上了返津的旅途。对于我来说，也许这次采访之旅比真正的长征要轻松的多，但却让我切身的感受到了很多长征路上所必需的品质：坚定信心，排除万难，吃苦耐劳，永不放弃！想起没去成黄果树大瀑布，我会心一笑，以后还有机会吧，这次已经让我收获了很多很多。 (《都市报道60分》记者谌永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