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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马老的相识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当时我在《天津演唱》编辑部作曲艺、相声编辑。曾整理发表过马老演出过的段子,曾参加组织过马老蒙冤多年后的“复出首场演出”，那是一场令我终生难忘的演出。在演出中我看到观众是以何等的“疯狂”欢迎他，返场的掌声、欢呼声似乎要掀开剧场的楼顶，那样的观众热情是今天巨型歌星所望尘莫及的。是那场演出让我我深深感受了人民艺术家和人民的关系。蒙难近二十年的艺术家一旦返回到热爱他的人民中间，将百倍千倍地得到呵护和爱戴。
我是在天津曲艺家协会刚刚成立初期就加入曲协的。当时入会的审查是严格的，在通过我入协会的会上，是马老(当时任曲协主席)的一句话使我得以通过。那时我以编辑部的名义曾接待过一名美国研究中国相声的学者培瑞·林克，马老得知此事，在会上抖了个包袱：姜申都能给外国人讲相声，这是个大学问，我同意他入会。我以后在同马老的交往中，不断听着相声泰斗用幽默风趣的语言交谈，给我后来的艺术创作增添了不少的营养。后来，我从编辑部到了电视台作电视剧编导。拍摄一部反映相声泰斗马三立生平的长篇电视剧，是天津电视台很早就列入计划的，但苦于剧本不成熟直至1995年春，《马三立》的拍摄策划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作为此剧的导演，从那时开始和马老的接触多起来。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马老对拍摄这样一部电视剧并没有多大的热情，在采访过程中往往显示出被动和诸多的不放心。他常说，我一个说相声的没什么好拍的，我不是什么“大腕”……在由什么人去创作他也是很谨慎的。当时电视剧正在走向市场，他很怕这部电视剧是“商业操作”搞出“戏说”“传奇”之类的作品。在天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桂雨清的剧本完成后，张国立和汪洋来到天津，想从天津电视台的手里买走剧本或联合拍摄，也许是出于以上的考虑，马老得知消息，立即在报上发表声明：不得到我本人同意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拍摄我的生平电视剧。由这一声明我体会到马老要求这部作品应该是老老实实、原原本本，不加夸张和虚构的作品。一年后，我们又提及此事，并把我的体会告诉他，他同意了。并给了我一句话：我相信你。我这个和相声打了几年交道的电视剧导演开始为我所熟识和热爱的相声艺术服务。马老对我的信任还同我曾拍过许多严肃的、主旋律的电视剧有关。为不辜负马老的信任，在电视剧《马三立》的创作中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为使剧本更加成熟，邀请了曲艺家陈绍武、剧作家钟海共同对剧本进行了改编，使剧本更朴实无华接近生活。在拍摄的中期，我的父亲病危。因拍摄的紧张，不能到父亲床前尽孝，就在拍摄剧中“马三立和师父为师姐送葬”一场戏时，我父亲去世。马老听到消息立即派儿子马志良送来硕大的一蓝鲜花和言语真切的挽联。马老对我充满了疼爱……马老走了，他临行前嘱咐我们不要破费，免去礼节。我只有用哀思和向他一样的努力和做人，编织出绚丽的花环敬献给我的楷模和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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