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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叙述创作心境很困难，文字从来就难以表达思想。但《走向共和》的创作，使我的艺术人生，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有三点体会，清晰而深刻。
使命感与历史的通透感
1999年6月，我受命担任《走向共和》编剧。接下来四个月看书学习，十月份到北京，在继续读书的同时，与出品人刘文武、策划班子研究讨论，给作品定位并确定了整个叙述框架，三个月后，也就是2000年元月，开始动笔。
我们这部作品要表现的是清末民初这段历史，这是一个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时期，内忧外患，各种人物、思潮、党派沉浮奔逐，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许多关目，连专门家也弄不清楚，许多人和事，至今尚无定论；反过来，人们从文艺影视作品中，从政治教科书中，对这段历史，又多少了解一点，你写的如果与他头脑中固有的对不上号，那又会给他们带来心理阻隔。真是很难。
但我写这部作品，一直有一种使命感。
以现在的时尚，谈使命感似乎有点滑稽，要不就是矫情。可我真有这种感觉，崇高、悲壮、挥之不去！好些个夜晚，翻阅史料，民族屈辱的斑斑血泪，让我将书本猛地摔至一边，拍案长啸，难吐胸中悲愤之气！写“最恨是马关”那一章时我是口述，当说到李鸿章由力争到乞求伊藤博文减少赔款时，我突然哽咽而不能言，转身走到窗前，眺望深邃夜空下北京城璀璨的灯火，任凭泪流满面。
我怎能不让我的读者和观众知道这种感受？
越读史、越思索、越是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我越对我们的先辈充满理解和钦佩之情。如果我们这部电视剧定位是“一部带有崇高悲剧意味的英雄史诗”，那么我们的先辈就是史诗中的悲剧英雄！在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漫漫长途上，每一个探索者都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以往和朋友们谈近代史，对外，慷慨论兵；对内，恣意批评。可现在，我再也不敢书生意气，随意臧否人物了，我更懂得了爱国主义的本质。而对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入理解，给我的写作带来了一种历史的通透感。
这种通透感，使我们能洞穿历史的重重迷雾，确定我们这部作品中的贯穿动作线──找出路；使我在给我的主要人物如李鸿章、慈禧、光绪、张之洞、袁世凯、孙中山他们定位时，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我能从他们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做什么，我甚至感觉到了他们的呼吸；这种通透感赋予了这部作品既特立独行，又堂堂正正的艺术品格，让中华文化的黄钟大吕在人们心头回响。
虔诚，敬畏地对待艺术创作
以前，电视连续剧曾被定位于“大众文化”、“精神快餐”。从字面上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掩盖不了对其骨子里的轻蔑。我也曾因其浅薄、庸俗和对高雅艺术的冲击而感到不能容忍，忧心如焚。
但这些年，随着好的电视连续剧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我发现，如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近代的戏剧、电影，欧洲文艺复兴的雕塑与绘画，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一样，发展到今天的电视连续剧，综合了戏剧、小说、音乐、绘画……几乎所有艺术样式中最重要的元素，凭借高科技的支持，又拥有着最广大的受众，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态。换句话说，电视连续剧就是今天的唐诗宋词。
这个发现让我对我的写作怀着虔诚和敬畏之心。
写张之洞为北洋水师筹款，最后差八万两银子没着落。正好一个富商愿出高价为其父征求墓志铭，身为总督，张之洞揽下了这个活儿，也就是说，作为编剧的我揽下了这个活儿。以前读书，学过一些文体，可没想过去学墓志铭。而且，张之洞是大文人，写的太不像样也不行。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写了一篇墓志铭，不多不少，八十个字，一字千金，张之洞的八万两银子到手了！后来读剧本，许多人还以为历史上真有这事，当然，那篇墓志铭也是出于张之洞的手笔了。
举这么一个小例子，旨在证明我的认真。我也知道，这从另一方面反衬了我的无能。我从内心佩服那些两、三天就能写一集电视剧的高手，真心认为那是才华横溢的表现。我不行，常常为一句人物性格语言，一个描写用词，停下笔来，绕屋徘徊良久，更不用说大的谋篇布局了，呕心沥血，真是呕心沥血啊！
在我的艺术、我的读者和观众面前，我问心无愧。
我的大学
《走向共和》的创作经历，于我而言，是进了一所最严格，也是最出色的大学。我的合作者都是人中之凤。
作为出品人，阿武(刘文武)是在成功制作了《雍正王朝》后再来运作《走向共和》的，他是我创作中最主要的依靠和对手。他的逆向思维，冲击着我多年形成的创作观念和模式，他的升华能力，又帮助我的创作更上层楼。近四年的磨合，我从他那里学到太多太多。
我是经罗浩举荐担任《走向共和》编剧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没放弃对我的信任。他的安排，令我的写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并让我们情逾兄弟。罗浩还有一个最大的长处：举重若轻。他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万事开头难”，在这部作品创作伊始，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吴兆龙提出了“捏沙成团，剥茧抽丝”的创作方针。作为责任编辑，他的心血，融入到每一集作品之中。
张黎担任《走向共和》的导演。我原来只知道他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摄影师，这次合作，他的艺术感觉让我赞叹。虽然我们艺术个性时有碰撞，我现在却视他为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导演。
还应该特别提到郑佳明和高建民，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官员。《走向共和》的大思路就是他们提出来的，还经常与我讨论作品的文化品味，他们的意见充满学者的睿智。
是缘分让我和这些师友走到一起，并做成了一件事情。
我将继续努力。
2003年3月18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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