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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海岩 |
当过兵的海岩现在已经把战场转移到稿纸上来了，他指挥的也不再是千军万马而是千言万语。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指挥千军万马需要军规，指挥千言万语也需要一定的"军规"。以下这22条"军规"正是海岩对文学创作以及文学创作所必然涉及的社会、人生的若干基本理念，完全是海岩的自述。
爱情小说不外乎两个类型，一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爱情，二是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的爱情，人们更愿意看的是后者，所以我写的也是这一类型。
一、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创作风格是那种很童话的故事，但细节的安排我又非常喜欢很写实的，人物对话，人物的语言，人物的状态，人物每天做的事情，是非常细节化的，这个细节是非常写实的。
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样的风格。可能有人认为我的细节太戏剧性了，或者太浪漫了，他就以此来说我不是现实主义作家。有人看到我写的生活，细节、场景，人物的关系比较逼真，又说我是现实主义。这两种说法可能依据的方面不同。我是最不喜欢写大情节是真的，非常真实，或者就是一件真事，但最后通过很多虚假的细节和人物关系把它搞的很假。所以我看到有的人说某些作家写的很假，而这位作家会告诉你：我写的是一件真事。能把真事写假，我认为是作家的悲哀。这说明他没有把细节，把真实感，通过他的创作转达给读者。
二、我最喜欢写那些特别美好的东西。
我不是很在乎别人说我的书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还是什么都不是。我的小说肯定有现实主义思想的因素，肯定有一批读者认为我是现实主义的。但我确实喜欢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我的本性也是这样。坐下来静想我会有很多浪漫的东西，就是生活中没有的。生活中的那种俗事我不想写进小说，我喜欢写那些特别美好的东西。明知道现实中不可能有，但我会想往。比如我写我爱上了一个仙女一样的人，这个仙女不是穿着轻纱插着翅膀的，可能穿戴上是我们周围的一个人，但她的很多表现是仙女。因此我的小说中生活场景和事件都是比较现实的，而爱情这一部分却比较浪漫，不是生活中最常见的那些别别扭扭、打打闹闹啊，这些家长里短、锅碗瓢盆的事。对于浪漫的爱情，我可能不自觉地成心把它写的特别美丽，特别美好。
三、我的创作受革命文艺的影响是最深的，追根溯源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我创作的历史，我最初接受的就是这种文艺理论的影响，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我是不是另当别论，但我是受这个影响的。所以我会自觉不自觉的去遵循一个典型化原则。比如生活中我看到这个事不典型，太古怪了，不代表什么，不能说明我对生活的普遍规律的看法，我就不选用，它再生动我也不选用。我选择的人和事，不一定是他们的行为，可能是他们的情操，可能是他们的某种心态，可能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我描写环境的时候，我使用的细节，事例，我认为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认为有一定的典型性。典型性是指代表性。所以我可能是受典型化理论的影响比较深的。
四、我的主要笔墨都用来书写女性了。
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会比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更优美。女性作家把女性分拆得太细了，把女性的很多隐私、很多内心活动向外挖，肯定很像女性，很深刻，很细致，但是可能不太招人喜欢。就像谈恋爱，你不是最了解她的时候正是最喜欢她的时候，人物也要这样处理。文学的任务不是把她全部挖掘出来，而是把你需要的这一部分给读者，你喜欢她，你也希望读者喜欢她，你就把这一部分拿出来。文学是可以把人物瞬间地理想化的。
五、我既渴望美又觉得这个美容易成为悲剧，又不相信生活中有真正完美的爱情，有也要毁灭。
我觉得我过去受的教育也是有问题的，看社会上的丑恶事物精神上有些不堪重负。实际上和我不相干的事，我就会觉得不舒服，那样的话我肯定是时而乐观，时而悲观，听到好事很乐观，听到坏事很悲观。创作上也是这样，但以悲观为主。我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悲剧，都不得好死。禾林小说曾经请我写一篇关于小说结局创作谈，我写的意思就是"爱情难有结局"。禾林小说的原则就是爱情一定要大团圆的结局，为什么找我写关于小说结局的文章呢，因为我所有的小说都不是大团圆的结局。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觉得别人看我的小说对我有误解，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爱情至上的乐观主义者，特别相信爱情的纯洁。我说我其实是一个爱情的失败主义者，是个爱情悲观主义者。
六、在我的小说里，主人公必须是年轻人。
我首先是个写优美爱情故事的人，喜欢写最圆满，所以我喜欢写年轻人。我也不是说老年人的爱情就不美，也很美，写年轻人是除了情感的美之外，人也很美。人也连皱纹都没有，都是漂亮的孩子。美丽的爱情，纯洁的爱情。
七、我觉得文学作品应该关注人的尊严与价值，应该有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
我觉得在我们某一些地区、在某些社会阶层里面，对人的尊重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对人的价值，我们自己就是忽略的。尤其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到商品经济社会转轨期间，金钱的地位、利益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恋爱，他找的不一定是人，而是这个人的金钱，地位，条件……很多很多的因素。那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异化，人和人相交，应该人是受尊重的。比如说我写《永不瞑目》时，肖童死了，紧接着我就写了公安厅的庆功会。大家说这一仗打的漂亮，要不是一个特情人员不幸身亡，那就圆满了。大家都在弹冠相庆。对一个特情人员的死，该怎么办怎么办，好，报个烈士，那观众就不干。因为观众看到的是肖童为这件事倾注的生命和情感，你这样轻描淡写，观众就不干，就产生了悲剧感。悲剧感在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有价值的东西不被承认，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毁灭。但是这样的场面在我们这个社会比比皆是。那么谁认为他有价值呢？欧庆春，只有欧庆春一个人，给他买了衣服。买领带，弄花，找他父母，所以她最后说我们两个的关系是我们两个独享的秘密。我们这个社会，对人的价值，对人的情感，我觉得还没有到在每一个角落都受到尊重、关注的份上。不是说谁故意不人道的对待他，而是对人的价值，人的个体情感的价值，常常是被整个社会所忽略的。
八、不管自己吃得饱还是吃不饱，作家都应该关注穷人。穷人的生活比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更考验作家的心地与良知。
是我现在对社会上很贫穷人的心态有兴趣，就像龙小羽说的：贫穷使我没有尊严，没有快乐。我一早上醒来我就想着今天中午到哪能吃中午饭，晚上到哪去睡。这样的一个人，当他面对一个机会，当这个机会要丧失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是很平静的，丧失就丧失吧，甚至要违背自己的人性，违背自己从小的生活信条，做一些事。我是想写这些东西。
九、因为公安题材，我写过很多罪犯。在我眼里，罪犯的道德水准也不是一律的。我同情笔下的一些罪犯，但我不同意打着"人性"的旗号简单化地美化罪犯。
我觉得罪犯有很多种，不能说他刑律上犯了同一种罪名，他就完全一样。比如说张君是一种，我看到的报道中的他是没有人性的。而龙小羽我写他是有人性的人，但他在生存竞争的最关键的时刻做错了这件事。所以对这个人我是同情的。但是同情了他也要死。我笔下的龙小羽和《黑冰》里的郭小鹏是不一样的，因为郭小鹏是贩毒，他明明知道他每天做的事是让天下千家万户倾家荡产的，是杀人害命的事，而龙小羽不是。他是被爱他的一个女人逼到最后一刻，下手杀了她。不能因此简单地说我又美化了坏人。我是反对像《黑冰》那样写法的：做坏事归做坏事，但是我孝顺，我回家以后还给我妈洗脚，来博得别人同情，让观众看，哦，这个坏人是新的写法，你看他还有人性。我不赞成这样，这就叫不典型。
十、作家最应该研究的主义是人道主义。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不是他的人道主义要比别人更强烈一些？从要求上应该是这样，因为文学是人学嘛，他不是写风的，不是写月的，他是写人的，他是关心人的。我觉得论小说里对人道主义的关注在现在的作家当中我算是比较强烈的。我写的时候反复体会，我甚至把我自己摆进去，我特别爱一个人，但我做成了一件事，这个人反而得离我而去了，我还能不能做？我反复体会我能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对龙小羽是生死的问题，对韩丁只是一个爱情丧失的问题。我不做，这个心也是没法安的，一个有正常良知的人，他会去面对这个痛苦的。那么这种给人的震撼是属于人性的，这时候善占了上峰。这也是一种人道主义。
十一、作家笔下的主旋律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便衣警察》后来出剧本，在后记里我写到，有人建议我写续集，我当时说，多少年以后社会都发生变化了，如果周志明还是这样一种心态，他会被人笑话，成为一个笑柄。但是我又不愿意改变他的形象，所以不写续集。我要是写一个四五十岁的周志明，写成一个大款，跟人做生意，整天……这个我受不了。这不是周志明。但你要还是写原来那样一个周志明，他不成傻子了吗？主旋律也是分时代的，现在这个时代，你五讲四美三热爱，你有善良之心，你有纯洁的理想，你有爱美之心，已经是主旋律了。现在这个时代动人的爱国心一般是不表现的，在特定的环境下，比如申奥成功，表现出来。所以我写《永不瞑目》，要从爱情入手，要去公安局做这个事。在小说里有独白：他做的久了，进入到缉毒队伍的氛围去，升华了，一定要做好、要做得漂亮，他有对国家，对祖国的自豪感。他同学看不起他，以为他吸毒，他心里暗暗地想：你们不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是为国家做事。我是一个英雄，他自己非常有自豪感。所以我认为肖童也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革命烈士。但是现在电视这么一拍，人们会觉得他是为爱情，其实不是的。小说里是写他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包括他的七一演讲，他自己原来也觉得这是什么烂词儿啊，但到他戒毒时，他情不自禁地念这个词，特别虔诚，这时候他心里想的是黄河大合唱，有一段是《东方红》的旋律。到了那时候，他觉得《东方红》是代表了国家。一下子他热血沸腾。他已经是变成了这样一个精神状态。他是在特定的时候产生的，而不是一上来，我为了爱国我怎样。现在长期的和平环境，商业竞争的氛围，年轻人已不是周志明那样的状态。但肖童这样的状态我认为是会产生的，在孤立无援、绝望的时候，他会产生。他爱国，他要为国家做这个事。还有《玉观音》里的安心，她回到缉毒队伍有多种原因，包括她要报答他原来的丈夫，包括为她死去的儿子报仇，放弃了这样的一场爱情，回到队伍中去，但是也包括她多年来受的教育，她的禁毒理想。所以我写安心时，别人问她为什么大学毕业还跑到那么个小地方，她说，你不知道，你进入到公安队伍时间长了以后，是个氛围，是个场，在这个场里你是随着这个转的。在这个氛围里，你渴望战斗，渴望贡献。所以她回到缉毒队伍中也包含了大的理想和英雄主义情结。
十二、作家的创作并不能完全代表他的世界观。
在世界观上，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唯物还是唯心这个问题上，从我的作品来分析我这个人会不直接，那是我这个人的某一种情绪，不完全代表我的世界观。而且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就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一个人的举动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环境对他的影响。我觉得《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是典型的唯物主义，就是存在决定了他的意识。人定胜天是唯物主义的思想，人在某种情况下不胜天，我觉得也是唯物主义的。就是觉得天地太大了，物质太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太小了。可能是我写人的善良愿望、心情和社会中的丑恶相拼搏的时候，人的部分老是比较弱，给读者造成了某种错觉。把这样一个态势写的比较明确，可能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情绪吧，不代表我的世界观和我对外部世界理论上的看法。确实，很多人说看我的小说心情不舒服，会忧郁，看的时候放不下，看完后堵着口气。我不否认我作品的个别段落调子是稍微灰了一点，稍微沉闷了一点，但唯物主义者海岩不可能写出唯心主义的东西？我要给自己的作品加一点亮色并不难，但这并不等于唯物主义。网上有些人特别希望我写一个《永不瞑目》续集或者A、B版，比如肖童没死。那我觉得纯粹从阅读角度分析，这样的网友还是喜欢上这个人物了，他还是喜欢大团圆，这是中国人的欣赏习惯，美国人也这样，你看美国电影绝大多数是大团圆结束的。我其实是逆读者欣赏潮流，欣赏规律而动的，其实不好，对我的小说销售是不好的，看的别扭。有人看我的小说和电视剧中途放弃了，因为他们不忍心。
十三、电视剧和小说原作肯定有很大差距，不能混为一谈。
原作者对别人改编自己的小说总会既有满意之处又有不满之处，我不敢预期电视剧能像原作一样把我内心的意思都表现出来，也不能要求导演和我自己的想法完全一致，因为那是不现实的。
十四、小说一旦改编成电视剧，作家笔下的形象就无法自己把握了，而演员的综合形象与气质足以影响观众对作家的理解。
爱情戏的演员选择是一种冒险的赌博，如果演员的形象与气质类型不招人喜欢，观众就会隔着看而不投入，作品受欢迎程度便会大打折扣。偶像感，也就是说在爱情戏中演员的导向性十分重要，如果演员的综合形象气质和表演风格得不到观众的认可就会失败。当然一个演员不可能让所有观众都喜爱，只要喜爱的观众占多数，就成功了。
十五、文学总是与一定的道德规范挂钩的，因此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引起道德争论是一件好事。
现在的年轻人与我们相比长处在知识与能力上，短处则表现在面对个人利益时比较自私。现在是一个信仰不足的商业时代，而独生子女的一代又没有学会怎样与他人相处，他们用不着学孔融让梨了，因为从小就没有这种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跟我们肯定存在着巨大的观念冲突。前不久我听到一首歌唱道：只要自己开心就好……这里面包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很令人震惊。如果我笔下的年轻人暴露出种种道德上的问题，也许和我平时对他们的一些看法有关。在中国文化中，私德是大于公德的，儒家道德追求的次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要自我道德完善，然后推己及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林星的做法在一个法治传统的社会里是很平常的，但在中国行不通。《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中对吴长天的描写最突出的是道德治企，突出表现了他传统的儒家道德观。比如规矩和品德谁更重要，比如吴长天说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等，这些观念有积极因素但也有糟粕。如果对私德强调过多，将不利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十六、作家不应该简单化地解释生活，人物的复杂性是我的作品与一般商业小说最大的差别。
比如林星的选择可以像有些观众总结的那样叫大义灭亲，但是大义灭亲要看灭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偏偏吴长天不是一个杀人恶魔，甚至在很多方面是道德楷模，被很多人看做成功的偶像，这时的大义灭亲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通俗小说的俗套了。作家是有一定的矛盾性的：把吴长天写得很坏再大义灭亲很容易，但我不希望这样来解释生活。这种复杂性也就是我的作品与一般商业小说根本的差别所在。不过吴长天还不是最典型的，这样复杂性的人物在我笔下迄今为止最典型的应该算是《玉观音》中的毛杰。年轻人会非常喜欢他的善解人意和对爱情的执着，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罪犯。
十七、我有写小说的信心受惠于通俗商业小说。
本来我对文学是有神圣感的，觉得不是我这样一个凡人可以染指的，后来看了一些很烂的地摊文学，就觉得这样的东西也能出版，那我写得再差最多也不过这样子吧！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我就开始写作生涯了。商业小说非常模式化，不关心社会现实，只伪造一些虚假的社会现实，而且没有人物。我的小说与琼瑶小说之类的区别就在于写社会现实达到了一个真实的深度，而且能产生一个又一个让读者和观众记住的人物。也有人说我在情节或细节上有雷同之处，其实我是最不雷同的。看似相同的事件，背后是不同的爱情与人物。这就像金圣叹评《水浒》中所说的，敢在杨志卖刀之后再写林冲卖刀，这叫欲避故犯，是一种写作自信的表现。
十八、我喜欢在小说结构上炫耀自己的技巧。
我的强项是结构，我在结构上的智慧是其他作家不能比的。很多业内人士总结海岩电视剧的"通病"是进入剧情慢。我认为"进入慢"的毛病是先天性的，但是前面看似漫不经心、游离于整个故事之外的那部分内容其实都是有作用的……没有一处闲笔，都为后来情节的推进提供着动力。我的小说的整体结构和快速进入剧情是无法两全的。
十九、作家的创作需要先进理论的帮助与指导。
我现在倾听理论界文艺界的批评也比较少，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文学批评，现在书出的也太多，也评论不过来，都是抓住新闻热点的书评，是不是有评论价值先不管。而且现在的书评基本上也都是从新闻的角度。我觉得现在不仅仅是小说远离读者，理论化的书评也没人看，也远离读者了。
二十、我写小说不带采访痕迹。干过这么多年警察，写公安题材的小说，自然轻车熟路，这样的生活我熟悉。
现在有许多作家没有做过警察，也写公安题材小说，而且写得相当不错。要不怎么叫作家呢。他们可以通过采访，看看案例呀，到派出所、警队这些基层单位去了解情况，和警察座谈呀，体验生活。这样当然可以写。目前多数公安题材小说是反映案件的侦破过程的，在侦破过程中穿插对警察日常工作生活的描写。这种东西它好看，因为和平年代里对敌斗争多表现为警匪斗争，看着挺过瘾！我的写作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我通常是把警察的生活作为一种背景，把警察这个职业作为一种背景。我写人，警察也好，记者也好，商人也好，该面对的人生问题，当然是在社会背景之下。
二十一、我的小说全是瞎编的，虚构是作家最基本的素质。
有人说写某种题材小说，比如警察刑侦，是为了通过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领域的人的生活和状态。比如要通过我的小说让更多的人了解警察，让我的作品成为一般人与警察之间互相沟通的一个路径？我个人认为文学作品不是非要具备这样的功能，也不是非要承载这样的任务。至少我个人没有这样的写作动机。我的小说全是瞎编的，其实我缺乏生活。禁毒？我根本没有参加过；《风花雪月》那档子事儿，我也根本没经历过；我现在写的《你的生命如此多情》是说记者的，我，我也没当过记者，不熟悉。也就是说，我的小说里有很多不是我生活里能够亲历的事，我熟悉的领域都在企业界内部。至于其他行业，接触很少，也就是些做生意的，日常交朋友的没有。一般来说，创作来源于生活，有生活才有素材，才有体会。不过人从生活中获取积累是不同的，有的是许多具体的事件，有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的是各式语言。我从来不太留意这些。我对生活积累是设法丰富我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味，寻找对生活的感受。通过这些方面的提高，找到对生活的基本规律、基本逻辑的认识和判断，使我对一般事物能够把握得好。至于具体的故事、具体的语言，我从来没有刻意收集积累过。我可能注重对于情感、情趣、生活规律的记忆，这些记忆指导我写小说，告诉我写的准还是不准。其他细节都是编的了。
二十二、作家是一个最具普及可能性的职业，谁都能干，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我倒是觉得作家是最倒霉的人！人家随便炒炒股就挣几万，作家爬格子很辛苦！有人说演员不容易，一天不知跑多少场子让导演们挑来挑去，仨月也不见得选上一个戏，很被动。其实，演员没有作家被动。最多没被选上不能参加，可作家呢？惨的就是写完了没人用！没人看上，没人给您发，没有导演愿意编你这个内容！劳动完了全白干！演员没上戏那是还没付出劳动呢。另外，作家的竞争对手太多了！不像演员、导演，得经过专业训练或您得长怎样的一张脸--这是个范围限定，可谁听说要求作家得长成什么样了？只要您有笔、能写字，您有胆子！很多人觉得这是个无成本的、不需要专门训练的行当。像我这样的，看了两天地摊儿文学不都写了吗？还冲进了作家的行列。要知道，有多少人在写呀！都觉得自己能成个作家。剧本，你到哪个电视台、电影厂去看吧，都是一屋子一屋子放着！采用率很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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