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天津电视台体育频道主持人王喆，1997年进入天津电视台体育部，从事体育赛事直播节目评论员工作的。六年来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同事们的大力帮助下，结合个人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在电视体育赛事转播解说评论的“特殊岗位”上做了一些工作，进行了点滴的探索。

　　体育评论员这个岗位说它是“特殊岗位”，并不为过。在党的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当中恐怕没有那个播音环节象它一样，90%以上需要无稿播音，大量的节目需直播完成，恐怕没有哪个播音环节象它一样，在比赛现场喧嚣的环境里还要求播音员必须有一份平和的心境，必须时刻牢记党的新闻工作的宗旨。体育评论员不是裁判、不是球迷、不是法官、更不是运动队的资料员。他是一名光荣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他手中的话筒可谓是千斤重！党总是把话筒交给她最信任的同志！我深深地懂得这一道理，也倍感肩上责任的重大！

　　在平常的工作学习中，我注意在加强业务学习的同时必须加强政治学习。在政治学习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近一年中先后认真学习了江泽民同志的“五三一讲话”、“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按时参加台机关党委组织的理论学习，特别是在学习“十六大”精神方面，要求自己力争精读、把握精髓，认识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了解党在新时期的任务、目标和措施，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结合实际工作，努力做到勤思考、多实践。近期我深入学习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到：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开辟了民族复兴的光辉历程；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一个基石和五大支柱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厦，改革的伟大实践，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和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次市委宣传部为我们35岁以下青年新闻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做出重要布署。我认为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近期我又集中时间认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学习资料选编》一书，并想方设法借阅书籍，通读原文，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收获。

　　江泽民同志1989年11月28日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把党的政治观点、方针政策，准确地生动地体现和贯注到新闻、通讯、言论、图片、标题、编排等各个方面。”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他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综观世界新闻发展史，在阶级社会中，记者采写的新闻报道无不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愿望和主张。政治敏感性极强的新闻媒体，不可能游离在党性和倾向性之外。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一员的体育评论员要时刻牢记正确的舆论导向，在体育评论员这个“特殊岗位”上把好关！下面我结合自己的工作谈谈具体学习的体会：1、“体育有政治、直播无小事”。近年来在电视体育理论界有一种观点“在市场经济下、体育的政治色彩将淡化，电视体育要突出体育的娱乐功能”。我说不！经济越发展，对新闻从业人员政治素质的要求就越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入场式的通道，由传统的跑道改为了看台上搭建的近30度的斜坡。外电曾有报道，这是美国人为推行他们的“人性”观而采取的做法。因为他们看不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整齐化一的作风，不让中国人把队走齐。不让中国人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国的体育文化。由这一个小例子，我们就能体会到政治在体育赛事中的影响。

　　据我了解，中央电视台在历届大赛前，都要仔细调看外方转播机构的字幕软件。尤其注意我国台湾省代表团的字幕。体育转播中评论员的播报词“中国台北”、“中华台北”，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那是必须较真儿的。

　　我在2000年的32届亚青赛的录播解说工作中，曾有一次及时纠正了顾问解说中可能造成少数民族同胞感情伤害的错误。当时顾问一句调侃的话“伊拉克队的这小伙子，15岁就一脸大胡子，主要因为他吃牛羊肉”。我及时记下了当时这一片段的长度、时码。赛后马上抹掉这句话，用现场声替代后送播。避免了一次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事故。

　　“文以载道、文以载德”是中国古人写文章的特点。文章要承载思想教化的作用。体育评论解说也不例外。我们的受众群体是天津的球迷。面对老工业基地较高的下岗率、同时又面对我们多年来连续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三五八十系列目标”的实现，世乒赛、世体赛、亚洲男排锦标赛的成功举办。我们的体育播音工作要满怀豪情地讴歌伟大的时代，讴歌伟大时代当中涌现出来的作为时代精神集中代表的优秀运动员！

　　我解说的“2003赛季全国女排联赛决赛”之所以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和认可，其重要原因是：我的解说注意了弘扬天津女排的拼搏精神，有意识地将天津女排的夺冠放到天津近10年来各项事业大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天津人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建设美好家园的大背景下。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体育解说才能有生命力，才能超越体育竞技本身，才有可能在思想性、艺术性上达到一定的高度。

　　我们的解说评论要引导观众理智地欣赏比赛、着重于观众文明品格的塑造。一句话，做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正确引导者。

　　如果说刚走上工作岗位是凭一个青年人的工作热情，那么现在,除了不减的热情之外，我是凭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沉甸甸的责任心、使命感在工作。我越发觉得手中这个话筒的份量真是千斤重！感受到党对我的莫大的信任和鞭策！

　　我所服务的球迷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多层面、易激动、不稳定的群体。转播中的一句不得体的话，就有可能引起球迷群体的不良反应。我认为：体育评论员相当重要的一个责任在于振奋观众精神、抚慰躁动心灵、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在1998赛季天津泰达队冲A成功的激动时刻，我的心里话自然的流淌出来：“观众朋友，天津人性格中的纯朴与诚实在今年的甲B联赛中体现的淋沥尽致，天津人性格中的拼搏与进取必将在明年的甲A联赛中得以体现。天津人能把足球搞上去，也一定能把天津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2、我对业界一些错误做法的思考和批评

　　近年来随着电视体育传播事业的迅速发展，有关解说评论风格的批评频频见诸于互联网与其他平面媒体。这些批评对由张之老师开创的，宋世雄、王泰兴等同志发扬光大的中国体育转播解说风格提出的置疑。对这一置疑我曾与我的老师柴盛昆同志多次交流过意见，在业务领域的分析探讨中、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学习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科学理论为指针，明辨是非。我们在各种场合的发言和专业论文的写作中对这些错误苗头进行过着力批驳。

　　宋世雄同志说：“中国体育转播解说风格是几十年来经过几代人共同努力、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教育、帮助下，在几代评论员的成长中，形成的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得到了社会的确认，得到了国际上的确认。”(《金话筒的诉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27页)

　　我的具体体会是：中国体育转播解说风格是建立在坚定的党的政治立场之上，有着饱满的创作激情和高超的整体驾驭能力。一颗火热的为观众服务的心，将为观众服务作为第一出发点，想观众之所想，深入观众中去，将“观众观念”努力地融入播音创作。有扎实的播音基本功，不断地提高政治理论、科学文化、编播业务的学习。这些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发扬的优良传统。

　　近几年来我们的体育播音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一大批年轻的伙伴走上了转播台，他们以宽泛的知识结构、新颖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年轻观众的欢迎。但同时遭到了与表扬几乎等量的观众批评。

　　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1、将自己放到“超级球迷”的位置上，以个人好恶为出发点，自以为是，在话筒前渲泄个人情绪

　　2、所表达的观点与体育职能部门相去甚远，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

　　3、有的话筒一开滔滔不绝、旁证博引，置赛事场面于不顾，自我陶醉于资料的堆砌之中

　　4、有的用三获世界冠军、带领5支不同的国家队进入世界杯十六强的“超级大专家”口吻，言辞激烈地批驳国家队主教练的用人有问题，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5、语言面貌差、吐字含混不清、唇舌无力、乱强调重音，基本功不扎实、有的根本没进行过语音训练，导致工作量稍大就声嘶音哑，以致语义无法顺畅地表达。前几个问题属于评论员定位问题，我着重就第5点展开谈谈，因为这一问题有进一步发展的不良动向。

　　中国体育转播解说风格在语言面貌上是积极向上的、充满创作激情的。是用圆润的声音、清晰灵动的口齿来传情达意的。宋世雄同志1997年就体育解说问题接受《中国体育报道》节目采访时说：“体育解说声音就要高一点，为什么？现场乱，声音高了穿透力就强，观众就能听清。语速就要快一些，为什么？只有快一点才能跟上比赛的节奏。说话慢就不能当一个好的评论员。”但在评论解说的批评里(不仅限于网络，在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中也屡有出现。1997年上海一家报纸竟然撰文将宋世雄同志评为“10大不受欢迎的人”)，在提出“述”与“评”比例失衡，描述比例过大、解说铺得过满的较合理意见的同时竟然连带提出了对嗓音高亢、情绪激越、语流快速、吐字发音清晰的中国体育解说风格的语言面貌进行批评。按这些批评者的逻辑，只有嗓音沙哑、吐字含混不清、不顾赛事场面整场转播一味点评、说的都是只有超级球迷能听懂的话才是符合潮流发展的。此乃大谬！

　　绕口令、吐字发声的基本功不练了，适度的场面描述被视作过时，不顾观众观赛感受，一切从个人好恶出发。我认为：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完全抛弃传统的艺术尝试，最终只能被真正理解艺术的观众所抛弃。

　　对中国体育解说风格的语言面貌进行批评，不仅表现在各类媒体的错误批评上，同时在从业人员中，尤其是个别年轻同志中此类错误苗头有所抬头。并且有从否定语言面貌开始，有可能渐渐发展到否定中国体育解说风格中一切合理的、行之有效的东西，准备另起炉灶，或以西方电视转播解说为师，将赛事解说庸俗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不谈了，拼搏精神、顽强作风不提了，这些被一些人视为过时、视为“套话”。在一些转播中，个别评论员将体育比赛肢解为技术、战术和赔率、盘口。这是极其危险的！这有可能改变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得到全国观众和国际认可的中国体育解说风格！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多年来对业界全面观察得出的结论。这些具体的反应在忽视政治理论的学习、忽视语言基本功训练、不重视观众群体分析，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定在专家、超级球迷、裁判、观众代言人上等等。这是很危险的！这一类解说在笔者看来失落的不仅是声音！而是精神！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满足观众专业化要求的同时，必须激扬汉语魅力，双声叠韵、抑扬顿挫、排比连绵、韵律神彩。在观众领略精彩比赛的同时，感受到中国体育转播解说风格的语言附带审美。老一代体育评论员音色优美、情绪激昂、语言节奏得体、场面气氛渲染得当。这是功力！非得下十数年的功夫，才可能达到的境界。

　　从个体角度说，在宋世雄同志中国女排“五连冠”的解说成为中国体育解说评论的第二个艺术高峰后，近20年过去了，新的高峰至今没有到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是部分个体播音质量的滑坡和后继者面对多元化解说评论特点的茫然。我们坚信下一个体育解说评论的高峰一定会并不太遥远的未来到来，他一定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好的发展。新的艺术高峰的创造者一定是植根于中国文化、来源于人民大众、拥有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受到最大多数观众的欢迎。他一定是一位不懈追求、不断攀登的勇士！

　　3、敬业爱岗、甘于寂寞、努力学习改革开放25年来，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观众群体已经成长起来，新时期的电视体育评论员必须要面对这一现实的问题。当中国电视步入她第45个年头时，中国电视观众已是相当成熟的群体。随着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审美情趣、文化需求必然产生变化。这种变化最核心的体现，恐怕是观众已经从电视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电视的评论者。电视早已不再是被崇拜的，而成为被挑剔的对象。电视观众早以不再满足于评论员一般性的介绍。要求评论员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评要评到点子上。这就要求我们电视工作者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努力学习，甘于寂寞.

　　江泽民同志在建团8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希望，希望广大团员青年坚持发奋学习。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体育评论员的工作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工作。想塑造球迷的文明品格，首先你自己得有文明的言行。想给观众密集的知识，你首先要有超密集的信息。新闻老前辈吴冷西说：“体育转播是对解说员思想状况、知识水平、业务能力的综合检阅。一次转播等于一次考试”。我的老师盛昆在五年前就提醒过我“你平时下了多大功夫，转播时5分钟就能听出来，你一天不上心就可能落伍”。

　　六年来，我坚持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全面提高，放弃了大量公休时间，充分利用每年200场赛事解说的间隙，向体育专家学习。百余次深入天津足球队、天津女排进行采访。利用互联网资源，掌握世界体育发展的最新动态。在综合知识水平、解说技巧、对体育知识应用等诸多环节上有较大提高。并结合自身特点、知识结构，努力形成信息量大、多角度介绍比赛，在把握好宣传政策的基础上与观众情绪同步共振的解说特点。我广泛收集同行解说，分析研究，找出优点以便更快提高。在四年多的实践中，我的西班牙斗牛表演解说在全国有一定影响。节目被天津台推广到山东、大连、四川等地，受到当地观众的好评，为天津台赢得了荣誉。业余时间我不计报酬，协助天津台网站建立了拥有十万多字文字资料、近千幅珍贵图片的世界上第一个西班牙斗牛专业中文简体网页。

　　学习是必须踏下心来的，是寂寞的，也是充满乐趣的。三年来，我为了更好的服务观众，没有歇过一个完整的双休日、“五一”和“十一”长假。2000年的大年初一、正月十五都是在工作岗位渡过的。

　　五年来的勤奋学习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家正式出版物上发表两篇论文，在国家一级广电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篇，二级广电刊物上发表论文五篇。四次获市级播音作品奖，三获市级播音论文奖。编辑作品两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优秀体育专题二等奖，两获市广播电视学会社教类专题二等奖。因业务能力出色，2000年受中央电视台邀请，作为地方台第一位奥运转播评论员，解说了第27届悉尼奥运会的赛事转播，受到中央电视台表彰。2001年受聘担任首届CCTV中国电视体育奖专业评委。

　　1999年在我进台一周年之际，曾在台“青春似火”团会上发言：不留后路，把自己的解说逼上新水平。今天我要说：还是不给自己留后路，要实现体育评论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体育评论的越上新台阶，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争当与时俱进的新时期体育评论员。－－王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