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乐善好施是我们中国人说了几千年的传统美德，最近一些社会团体和民主党派提出了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加快慈善事业立法的脚步，我国慈善事业的现状究竟怎样，立法对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又将意味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和天津社会科学院王立国教授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王教授，你好。一谈到立法，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所谓法律就是给各方一个保护，一种保障，像我们慈善事业立法之后，最主要能够给哪些人提供保护？从那些角度给他们提供保护？
王教授：当慈善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不单单的时个人自我完善或者自我理想追求，这样一种表现方式的情况下，作为社会普遍发生的一种行为，就带有经济色彩的时候，就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立法就其本意来讲，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进口问题，一个是出口问题，一个是中间的过程规范问题，就是程序问题，进口问题就是慈善立法要解决那些社会个体能有权利进行捐赠，出口就是捐赠给谁，那些机构那些个人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方式，可以合法接受这些捐赠，毕竟规范的一个根本的目的，还是进行国民收入的，第二次、第三次分配。
主持人：在我手上就有一份统计数据，这上面的数字是2004年，中国国内入榜的135位慈善家他们一共捐款是9.85亿元，大约是一亿多美元，另外说2000年到2004年，美国50米名最大的慈善家他们捐款的总额是650亿美元。其中像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捐款就超过了100亿美元，说过去四年当中，他个人捐款230亿美元，相当于个人净资产的54%，我算了一下，就是中国国内富豪与美国国内富豪捐款的比例相差600倍。
王教授：如果从相差几百倍这样一个绝对数据来理解的话，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首先它要证明的还是经济差别，这毫无疑问，绝对数好像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毕竟他能力有限。像一个富人捐款可以捐一辆车，一个穷人大概捐一顿早餐的钱，可能对个人讲边际效应差不多，国内的百名富豪排行榜上榜的百名富豪里面，在慈善捐款的百名排行榜里面相互雷同的只有12个人，目前内地确实是有一些富人，在慈善捐款上出现了不成比例的一些问题，这就导致了社会本身在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主持人：这个数字是那些问题的一个间接的反映，应该说也给我们一个思考，我们现在的慈善事业究竟应该怎样发展？
王教授：现在有些人觉得中国慈善事业的体制目前是不健全的，不管是一些慈善家还是一些普通人，在捐款的时候就会想，我捐的钱到底能不能真的发放到真正需要部分钱的人身上去，因为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挪用善款贪污善款这样一些行为。我看到过一个报道，说澳门一个比较乐意参加慈善事业的企业家，在第一次捐赠的时候，为了保证慈善捐款能够用到合理的应该用的地方，他不是捐的现金，有一次他和别人谈此事时说，他给山区捐了一批医疗用车，结果几年之后他去调查发现，这些流动医疗用车里面的医疗设备全都给搬走了，然后按上座椅变成公用车了，办公用车了，他非常愤怒，强烈要求把这些车都收回来，收回来后自己说，我捐给我的家乡，我家乡的人会很好的使用这批医疗用车的。结果不料捐赠之后几年回去，发现他家乡的人照样把医用设备撤掉，换上座椅当成办公用车了，所以他非常失望，当然更有甚的比如说善款被挪用，在基层还有被贪污的情况有些媒体报道过。
主持人：应该说我们国家说乐善好施说了几千年，但是真正的把慈善作为一个事业形成一个体系起步，相对国外一些国家而言相对还是稍晚一些，国外是不是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
王教授：这个我同意。就乐善好施而言，就慈善捐增的慈善事业而言，中国历史非常悠久，应该讲比西方许多国家都早。但是目前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它制度化把它程序化，同时要把它人性化，这样话我个人感觉有些经验还是需要借鉴。一个是要尽快地制定两部法律，这都是和慈善事业下一步发展直接相关的，一部是关于遗产税的法律，还有一部叫做赠与税的法律，二一个要完善三种制度，一个叫家庭财产登记制度，第二个叫金融财产实名制度，不仅仅是你的储蓄实名制，第三个制度是个人信誉制，用这三个制度保障法律的执行。
主持人：我觉得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慈善体系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像中国现在的情况，需要救济的人口还是有一部分，所以有人说如果建立起一套完善慈善体系，是缓解社会矛盾的减震器。
王教授：这个说法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因为必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相对会越来越集中，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那么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发达，本身会从某一个程度上缓解特别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的仇富心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们会忽然发现昨天还和你处在一个生活水平线上的人，大概十年之后你不可思议，他已经变成一个富人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失衡，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通过社会捐赠，通过慈善事业会缓解这种社会心理上的冲突，应该说有这个作用，但是更多的来讲，他要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