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那您觉得对您个人来说，2500-3000是合适的，那您目前每个月上税上多少？
邓伟岩：1000多块钱。
主持人：税改之后呢？
邓伟岩：我想再加几百块钱可以接受。
主持人：再加个几百块钱可以接受，凌老师，我看到了一个信息，人大的一个教授叫毛寿龙，他就认为20年前的800元和现在的8000元是相当的，基于这种理论依据，这一次调整的应该在8000元引起了网深的热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凌岚：当时曾经国家有一个统计，当时是说，当时能够达到800元收入的仅仅在收入人口当中是1%。那么到现在来讲，02年做了一个统计，收入达到800元以上的已经是占52%，甚至都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进行调整了，要不然这个会危害到广大工薪阶层的利益，有的学者提出来，调整应该和贫困县相联系。
主持人：这是一个问题，起征点用什么来做一个评判的标准。
凌岚：现在的一个问题，是讲在不同的地区，收入、水准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说扣除7000也好，8000也好，扣多少也好，问题是让里面的项目更加细化，更加科学化，因为纳税人的收入一样，可是你的情况有千差万别。我觉得关键不是说在于扣除数额有多大，关键是怎么扣除。
王锴：确实凌老师讲得很对，就是这次法律的起征点只是我国个税体制改革的一小步，比如说象免除点，扣除点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可能免征税，什么样的人多征税，包括征收监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说在税率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邓伟岩：我们国家现在一直鼓励内需，鼓励内的话，应该向消费型的拉动消费，来制定我们的相关法律，现在我们制定新的个人所得税的法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每个部分的群众老百姓他们所消费了多少，可以制定一些减免项目，可能有的时候收入比较高，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也看到，房屋、教育这些方面都每个老百姓的生活压力都是很大的，在某一方面可以制定一些减免项，来拉动国家的消费变成这样的循环。
主持人：那你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一刀切可能吗？王锴？
王锴：我个人觉得如果一刀切切的好的话，这是一个前提，而且有相应的配套制度跟上的话。
主持人：怎么叫切的好，无论怎么协都是一刀切，都会有一个数字出来。
王锴：比如说我瞎说一个，比如说一刀切切到8000千，我想无论在中国，可能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伤害到弱势群体。
主持人：但是会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也是征个人所得税的初衷之一。
王锴：这就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协调问题，比方说切到2500切到3000或者就2000很合适，切的好的话，而且有配套的制度跟上，对弱势群体有一个保障，如果对这部分弱势群体有一定保障的话，我觉得在中国一刀切是可行的。
主持人：你谈到一刀切的问题，我这里现在目前有一个各个大城市征点的一览，你看最低是重庆800。最高的是深圳，这些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以前税法规定应该是一刀切的，各地都是800。
邓伟岩：如果不考虑国家的管理成本，可运行性的话。我认为不应该一刀切，国家可以制定一个基准，由各个地区小幅的调整，按照当地的经济水平，还有当地的消费水平，刚才看到的表上，深圳已经是1700，你定1500对深圳更减税了，减的幅度，他的征的税更多了，加大了当地人的负担，这是一个跟我们作税法改革的一个初衷相违背的，应该有一个幅度，就像我们国家法律一样，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别的法律是围绕他去作的。那么个人所得税的法律，中央能不能定一个基本的准绳出来，由各个地方根据地的经济的情况，进行小幅度的调整，这样比较合理。
凌岚：我想这1500的减除额的确定也是经过一定的计算的，这几年我们国家的税制改革，特别是新一届政府进行农村的改革，免除农业税，这对我们是一个收入上的损失，这样我们就在收入损失的条件下，我们要支撑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财力上，财政的承受力上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只能一点点的微调，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的还有很多，累进的级次，税率的调整，我们现在集中在一点，先把这个调整的重点放在起征点，减除额这个问题上。
主持人：这个意见还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声音的。我这儿有个数字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是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环球时报有一个报道，经济学家他说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是世界上最轻的，于是我们看了这样的一副漫画，轻到什么地步，这些抗着大包的都是工薪阶层，然后一个中高收入，这不是邓先生，拿着对他来说是抱着一个很小的钱袋，去报个人所得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解读，目前出现率很高的一个次叫劫富济贫。
邓伟岩：其实我看，首先从高收入人群来看，个人起征点是一个变化，更关键的是税率的一个变化。如何界定高收入人群，还有如何真正做到监管高收入人群，他们认真合理的交税，大伙儿都知道比如高收入的阶层像演艺界，包括体育界一些，如何去监管这些的，这些是一个我认为在税法里真正提到日程来的，毕竟高收入者应该叫的税是二八法则有可能会存在的。
主持人：如何监管中高收入人群，我们广告回来继续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