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新闻标点，标点新闻。大家好，我是尹畅。10月17日巴金老人安静的走过了101岁的人生旅程，在上海去世。新华电讯说，他的去世是中国文学一个世纪的结束。

　　主持人：看过了刚才的一幅幅图片，我们好象也跟随了巴老走完了他的人生。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到访了三次天津，而且还写下了一些散文，比说《三等车中》、《平津道上》等等。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共同回忆巴金。首先，这位是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刘惠珍，欢迎您，刘老师。那么这位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范希文。

　　主持人：刚刚放过那个短片之后，一下子就向到了，巴老一生当中曾经三次来到天津，您是做巴金的文学研究的，对这些经历应该是深很了解的，那么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刘惠珍：因为巴老和天津的关系，其实他到天津的次数并不多，但是他跟天津有一段很深刻的亲情。这就涉及到巴金和他的三哥李尧林的关系，他所以在这点上，巴金的感触很深，所以巴金几次来到天津就是来看三哥的。那么到了南京以后，巴金以后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去考大学，考到了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天津的南开中学教书，他是教英语的。所以这样兄弟俩从此才算分开，所以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巴金曾经有两三次到天津，就是来看三哥的。

　　主持人：来探亲的。

　　刘惠珍：哎，来探亲的。在三十年代初的时候，巴金的大哥因为生意上的破产自杀了，这时候全家11口人的生活由谁来照顾呢？都是由(李傲林)担下来，他作为一个中学教师，他担负着老家11口人的生活，那么在这个情况家庭的经济结局，他没有告诉巴金，所以让巴金能够没有什么负担，去从事自己愿意从事的创造和文学事业和探索革命的活动。至于后来家庭的经济拮据到那个程度，是后来巴金才知道，可是他的三哥才大一岁，跟巴金基本上是同龄人，但是他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能让弟弟放心的去从事自己愿意的工作，这里手足之情是相当深的。

　　主持人：那除了看三哥之外，也留下了一些散文。

　　刘惠珍：他的散文都是在到天津的沿途上火车上，这个当然和天津的关系倒不是特别密切。关紧是人到了天津，他的亲情留在了天津，在巴金回忆起天津的时候，天津是沉淀着他深厚的亲切。

　　主持人：那么除了亲情这一层，是不是在友情，和天津的一些人和事有诸多的联系，

　　范希文：很深的交情，比如说天津南开中学的这几个人，都和巴金的关系相当深厚。比如说黄裳、曹禺，这都是南开中学的，靳以和他一块，逝世以后，留下了一个残废的女儿，叫囡囡。囡囡下肢瘫痪，这个巴金和萧珊把她视为女儿。这样就收留在他身边，这个萧珊，就是天天给她按摩，背着她去求医，每天给她按摩，热敷，来给她治疗。然后背着她去上学，另外就是刘老师说的杨苡，现在南京大学教书，我说的凡是在天津沾边的，都是巴金非常深厚的友谊。这就是要说到，巴金和天津人的缘分，这也是一种应该怎么说呢，是一种感情的诠释，要说他在跟天津可能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情在，朋友在，所以相对来说，他和天津就必须密切，比其他城市感情还要深厚一些。

　　主持人：您是在百花出版社做编辑，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巴金的散文《愿化泥土》，就是您编辑的，我看你把这本书也带来了。

　　范希文：我对巴金老人非常敬仰，我很小十几岁的时候就看《家》、《春》、《秋》和《雾》、《雨》、《电》。我都读。我对巴金的感情就是从这个书的的所以后来当我编辑，我就想法在我策划书的当中，首先想到他的作品能不能参与进来。这就是我在百花到当编辑的时候，给他亲自三本书都是经我手作的。这是57年青年文学饥渴的时候，给编的这本书。

　　主持人：这是那年的，叫什么名字？

　　范希文：这是91年。就是他的《愿化泥土》，这个名字是他起的。他的为人就是愿意作为泥土，他的人格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是我编系列书的时候，也是第一集的第一本，这个是得国家图书奖的。这个本杂文集，是他晚年以后已经不在做什么了，但是我求他把这本书做了出来，他答应了，他把他晚年的照片，写不成的字都写出来了，这都是他晚年留给我的，这个时候已经不写不动东西了。当时在医院，巴老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只要需要，有求必应，任何人都一样，你要他什么，所以他在不写的时候，你求他什么，都答应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对巴老就是说，人文地理上和我们天津，他的一些作品也和天津的读者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主持人：而且他和百花出版的关系是很好的。

　　范希文：是很好的，在这之前我们有个老编辑给他编了一个小本。那也是第一本。为什么他的书愿意在这做呢，我想就是因为他有这样那样的历史渊源的关系。

　　刘惠珍：您提到的杨苡，我就想到了有一本小说叫《雪泥集》，那个是巴金和杨苡的通信。他的信。杨苡这个人在30年代的时候，是天津女中的一个学生，叫杨静如，她怎么跟巴老有密切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巴老对青年人的关怀，在我们天津体现主要在杨苡身上。她当时是天津女中的学生，她是巴金作品的忠实读者，受巴金作品的鼓励，走出的家庭，因为她当时给巴老写信，谈自己的苦闷，受《家》的影响，走出了家庭走上了社会到后来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有社会活动的人。是个学者。就是说她年轻的时候，作为天津中学的一个女学生直接受到巴金的关怀，而且走向了社会，这也是和天津有密切关系的。

　　主持人：好刚刚聊了这么多巴金和天津的不解之缘，广告之后再来一起回忆巴金的其人其作。

　　主持人：巴金老人走过了101岁的人生旅程，非常漫长。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作品，大概有1000万字的作品，而且他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您是作为巴金文学研究的人，能不能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他的文学作品的创造历程。

　　刘惠珍：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美籍学者对巴老的文学，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是很切合巴老的文学创造特点。他说巴金的文学，是抓住了时代的命脉。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巴金从他二十年代开始创作，一直到八十年代，写随想录。所以说他整个的创造，都是紧扣着时代的脉搏。从可以说在他的创造中，出现了三个高峰。早期当然有爱情三部曲，这是他早期的作品。激流三部曲的诞生，这是他形成了巴金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也可以说这部作品确立了巴金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早期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三个中长篇。合成的，名字叫爱情三部曲。一般人以为是说爱情的，其实不是，是写可以说它的背景是军阀统治时代下的热血青年，怎么样为了实现人生理想，实现追求幸福的信念，能够抛洒热血，甚至可以奉献自己的生灭生命，去为实现理想，参与了很多社会革命活动，是写了这一代青年的生活，充满了热情与激情，这是他早期的作品。当时确实对青年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到了激流三部曲诞生以后，那确实可以说在青年中引起了一次，读巴金书的青年潮。

　　主持人：您第一次读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女：我第一次读是初一的时候，那时候是看故事情节。但是也是为鸣凤哭的了不得，但那时候，理解不深，认为这是苦戏，非常同情那里面的被摧残的青年人。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确实是有血有肉的写出了封建礼教和家庭制度，对于青年人的摧残，青年在这样的家庭中受禁锢。可以说是得不到自由，个性得不到发展，就像住在囚笼里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作品出来以后，引起了当时30年代青年人的极大共鸣，所以有人说，巴金是属于青年人的。当时用现在的话说，可以说在当时兴起了一股读巴金书的热潮，也可以说形成了一道风景。

　　主持人：到现在也同样是这样的。他就是属于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的。我知道现在天津大学的学生，正在重新排演巴金的《家》，就是激流三部曲的《家》。我们也采访了这部戏的导演和演员。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范希文：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动员或鼓动青年去进一步探索心灵的道路。他叫你走一个新的东西，让你知道旧的东西可恶，然后叫你寻找新的东西。我读他的《家》的时候就就，看到(觉慧)对我的感染，我也认为出去好，到外边好，不能在家里。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出去了，我那时才13岁。

　　主持人：您确定当时的转变是因为读了《家》吗？

　　范希文：也有这个关系，他的书给你一种觉得冲破一种禁锢的东西，让你心情解放、开放，要冲破什么东西，给你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主持人：心里涌动着激流。

　　刘惠珍：爱情三部曲是早期作品，但是到了激流三部曲是第一个高峰。第二个创造高峰，是从艺术到思想都成熟了，应该是四十年代写的《寒夜》。《寒夜》主要是写在时代、制度以及战争，对于善良的小人物的挤压，甚至使他们家破人亡的这样的命运，这里实际上表现出巴金对于知识分子，对于人性扭曲的关怀。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高峰。第三个高峰就是文革以后的《随想录》。

　　主持人：那么其实中间是不是有很长的时间，他文革应该是封笔了10年。大量的文学创作都是在1949年之前，那么之后，梳理一下，份量最重的就是《随想录》。

　　刘惠珍：应该是《随想录》。因为在这个期间，经过17年，经过文革以前，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政治运动。这里头有时候，巴老自己也说了

　　主持人：所以他就特别强调，说真话成了他的创作动力。

　　刘惠珍：这也成为他写《随想录》的一个动力。

　　范希文：所以他这部作品伟大就在，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它是一个对我们国家政治影响相当深远，对人们的思维形式也影响深远。

　　刘惠珍：所以有人说《随想录》是一部大书，是什么样的大书呢？是一个社会批判的大书，反思文革。另外它也是一部袒露坦，诚的暴露作家自己的心灵世界，严格的自审的这么一部大书。

　　范希文：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人怎么样做人，也是一种对人的心灵的震撼。你要怎么做人？他指出了一种，我们就要说真话。我们以前说真话、假话。

　　主持人：说真话，这三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范希文：这就是巴金的《随想录》伟大之处，就是说让你说真话，你怎么样做人。应该就是说真话，你才能做一个真正的人。

　　主持人：所以会看到这样的评论，就是讲《随想录》，巴金带给我们的人格力量，甚至超过了他的文学力量。好，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聊。

　　主持人：其实随便翻几页《随想录》就会看到，巴金是一个勇于批判的人。真的可以看出更多他的人格魅力跟人格力量。

　　刘惠珍：所以有人也会说，《随想录》实际上是巴金晚年，一个精神境界的升华。他要追寻自身，有一种忏悔，有人说何必要来这么严酷的对待自己，实际上是巴老精神境界的升华。就是人应该活得有尊严，人应该有自己的自主权。现在反思这样的东西，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

　　主持人：7年的时间，5卷40万字。

　　刘惠珍：他从1978年到1986年，这个期间写的。在那个时候，当时中国，老实说还有些人心有余悸，有些话还是不敢说的，但是巴老在作家当中，是第一敢出来讲真话的人。所以随想录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

　　范希文：第一个敢说真话，第一个敢反省自己，敢自刨自己。

　　刘惠珍：所以说，有忏悔意识的人才是最高的境界。

　　范希文：那才是真正的人。

　　主持人：而且他在写作中也一直追求的是，特别平实的东西，常常说自己不是文学家，写作的最高技巧，就是没有技巧。或者说他的写作就像他的生活，非常体现平民情节。这一点非常让人感动。就体现了这本书的书名，他自己起的《愿化泥土》。

　　范希文：为什么他的人缘好，他从来没有他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什么人，也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

　　刘惠珍：所以平时在谈到巴老时候，人们很容易从他的文品马上就想到人品。并不是考虑每一个作家，都会有这种联想，而巴老常常想到，把他的文品人品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巴老就曾经自己说我说过，这个文品和人品应该是一致的。你说的和你想的、做的应该是一致的。

　　主持人：所以他说写作就如同生活一般。

　　刘惠珍：对，他说我的写作就是我在生活。这是巴老的人格魅力的根本一点。

　　范希文：巴老还有人格这个，除了刚才说的除了想到别人以外，他这个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中国第一个不拿工资的作家。

　　刘惠珍：巴老自己说的，是读书读者养活的我。作家不要凭什么头衔，要凭你的作品来给人民作出贡献。

　　范希文：所以说他处处想着读者。我和巴老见面的时候，他嘱咐了我好多就可以看出他处处为读者，处处想读者。95年的中秋节，我去上海出差，去到巴金那，他知道我是编辑，跟我说当编辑很辛苦。他说编辑是为别人，这样呢有需要很高的风格，后来他又对我说，又像叮咛又像嘱咐的意思，编辑要为读者服务。这就看出来，巴老处处都是那样想的，他就是这么样的人，首先想到读者，想到人民。他就是那样的人。所以巴老你知道他说的话非常深刻。我一直记在心里，而且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应该说我这个编辑虽然不干了，还凑合做的。我一直遵循巴老的教诲。

　　主持人：你也是和巴老有过一面之缘吧。

　　刘惠珍：其实我和巴老没有私交。89年，那年在上海开巴金学术研讨会。当然到会的人，都希望，收在巴老的家边了，都希望能够见到巴老。那当然都是大家心里盼望的。也希望巴老能够到会那更好了。但是，巴老的弟弟(李济生)代表巴金，身体不太好，就不来了，问候大家好。那么会后，既然到了巴老的家门口，就看看巴老去。所以我们好多人就到巴老家里去看望他。所以从这件事有一个感触，因为巴老也曾经说过，他不参加这样的会。我就想，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巴老为别人想的。研究自己的作品。自己坐那，他愿意给别人留出更多的谈话空间，所以自己就不参加了，并不是不关心大家，而是为了自己不在场，可以给很多人留出更多的自由言论的空间。这个是很替别人着想的，那么那次很多人到巴老家以后，当时巴老身体不太好，行动也不方便。但是那样的话，那么多人坐下屋里面，后来巴老还是拄着拐杖，把大家送到楼外来，和大家一起合的影。这是89年的照片，这是巴老把我们送到楼外，还拿着棍呢。后来跟巴老有更近接触的人，就说不管是什么情形，只要去拜访巴老，他总是要把客人送到门外，一个作家是这样的平易…。

　　刘惠珍：巴老，我觉得他的创作为人，他的人格魅力这么高，为什么说是世纪的良知呢？这跟巴老的人生追求有直接关系，他的人生理想的起点是相当的高的。他是十几岁，他就离开家了，而且17岁，很年轻的时候，就关注了国家民族的命运。他的第一篇作品，1921年17岁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怎样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一个17岁的孩子就开始思考这样的的问题。

　　刘惠珍：所以他的人生起点很高。他不是为了个人的温饱而走上社会，也不是为了一个家庭，或一个小团体，一个一个小阶层的利益走上社会。他本来过的是一个富裕的少爷的生活，但是他能够舍下这些，走上社会。他自己曾经说过，我希望每个人的脸上都有是春天。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幸福，每个个性都能得到自由发展。

　　主持人：他是写大书、有大爱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说，巴金他的人生痕迹虽然离我们渐行渐远了，但是他的精神将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中，用他的文品，更用他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