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新闻标点，今天是国庆日，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57年的峥嵘岁月，生日的这天，各地飘扬的彩旗，高挂的红灯笼和每一个人灿烂的笑容都彰显出举国上下同为母亲庆生的欢乐气氛，而这一天，还是一个感恩日，是一个怀念日，我们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条件来之不易，在匆忙的现代生活中，让我们稍作停顿，用这样的一个日子来再次翻开过去的日历，看看那些逐渐隐去的《国与家的记忆》。

　　最近几天，张旭和于姗夫妇特别的高兴，因为女儿又要给他们换一套大房子了。

　　(同期)张旭：120平米，客厅40多平米，卧室也很大，都是双的(双气双水)，我反正听她们(女儿们)念叨。

　　老人的幸福感溢于言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中国古代大诗人杜甫一句发自肺腑的感慨，它代表着中国老百姓祖祖辈辈对安居乐业的美好向往和不倦追求。而1938年出生的张旭是有理由幸福的，从“居者有其屋”到“居者优其屋”的年代，他都经历了，都感受了，他说从结婚时住的4平米的暗房到即将搬入的120平米大房子这样的过渡，也算是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实现了一个他想都没想过的事。

　　(同期)张旭：没想没想没想没想，绝对没想，你说住四平米的时候，绝对没想到。那个时候120平米的概念是什么，你脑子里根本就没有。

　　让我们把日子倒回到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天津的经济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的恢复和发展的时期，人民群众也迸发出了极大的建设家园的热情，当时市政府为解决工人宿舍问题也建设了一批住房。但是随着人口的迅速膨胀，刚刚缓解的住房问题又一次出现了。从统计相关数字看到，1953年天津市区居民数量为231.73万人，到1965年就猛增到了330.91万人，12年的时间里增加了近100万人，而居民住房的数量却增长缓慢。

　　所以当时祖孙三代同居一室，异性子女同居一室，夫妻分居，大龄青年等房结婚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天津的老百姓更是想出了很多办法，比如在原来的房子中搭暗楼，隔暗房。张旭当时的家族里有40口人，就住在90平米的房子里，而他和于姗结婚时的4平米的空间就是隔离出的暗房。

　　(同期)张旭：它(新房)是在连三间的中间屋，屋子里面搭屋子，连三间还有两个门，就用后面靠墙的那块斜着出一个V型，出一个V字型的小屋，屋里面只能搁一个床铺，还有一个小的梳妆台，只有这两件家具，仅能搁这两件家具。

　　暗房和暗楼是天津住房史上一段尴尬的回忆，而如今天津四五十岁的人，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而这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却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犹如接力赛那样不断奔跑和传递的梦想。

　　(同期)主持人：说到家的印象，可能所有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自己居住的地方，张旭和于姗当年结婚时划出的4平米的空间再小它也是家，而在天津，有过一段时间，人们是连家的概念都很模糊的。

　　(字幕)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7.8级强烈地震，波及天津。

　　图片上所显示的是地震后的城市。地震成了当年中国社会最为关注的事件，如果说地震毁了整个唐山，那么它也毁了天津的半壁。当时，天津市区和郊区、县有67%的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28.3万间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170万人因此失去家园，震后无家可归的人在公园、大学空地迅速搭盖起了临时的住所。当时还住在老城厢的张旭夫妇也被迫离开了破败不堪的家。

　　(同期)张旭：一开始上金钟桥那的河堤上，拿大塑料布，因为我们家人多，三、四十口呢，就拿大塑料布罩起来，有个顶子，防晒啊防下雨。后来坚持不住，有风啊，再堵，拿被单，再堵还不行，就开始拾砖，拿那震坏了的房子的砖，把它拾起来开始码堤。

　　(同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张利民：临建拆的没有搭的快，证明这个城市里面非常非常乱。当时中央领导到天津来了之后，发现临建棚到处都是，确实影响城市形象。

　　张利民告诉我们当时这种街头巷尾随意搭建的窝棚大概有4.9万多间，给当时的城市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很快市政府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是拿出了解决办法。

　　(同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张利民：在城市建设方面、居民建筑，当时提出来每年以200万平米的速度递增，在当时来看提出来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所以几年下来以后，天津市的城市建筑，尤其是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到1981年天津临建棚彻底消失，到1983年天津的抗震救灾活动基本就告一段落，完全胜利了。

　　1981年，天津市政府做出了年内拆除所有临建棚的决定，并提出了集中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恢复加固震损房屋，从根本上解决了地震遗留问题。1983年，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基本完成。

　　(同期)主持人：大家看到了我手上这个标点牌，是不是有久违的感觉呢，一个逗号，(翻过来)，临建棚已经远去了，当然我们再也不要去住，这段似家非家的历史只是发展篇章中一个小小的逗号，我接下来还要用一个逗号还有一段故事来告诉大家一个词，先看一段小故事。

　　前段时间天津电视台新闻专题部举办了一个“我说幸福”的DV征集大赛，家住天津彩丽园的冯大娘的DV故事获得了一等奖，她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同期)冯大娘：今天下大雨，明天下小雨，你说屋里孩子进来吧做不了饭，不进来吧吃不上饭。哎，就甭说了。一到下雨，抓点煤球，赶紧点炉子，屋里还特别烟(熏)呢。

　　后来享受政策搬进了廉租房的冯大娘从此再也不要担心过那样的日子，一下子胖了10斤。

　　(同期)冯大娘：我舒心了，我住的不发愁了，我什么事心也不操了，所以我胖了。

　　(同期)主持人：(把牌翻过来)一个词“世纪危改”，刚才廉租房住户冯大娘的故事其实应该是后话，她在晚年享受到了政府最低住房保障体系给予的实惠。而之所以要说“世纪危改”这个词是因为早在10几年前，天津就开始着手改变像冯大娘一样的广大居民的住房条件，世纪危改，天津老百姓的住房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世纪危改是什么？外地人也许不清楚，但是在天津，却是每个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这要追述到1993年，当时市委市政府针对天津的市情，提出了天津经济社会阶段性奋斗目标三五八十。而其中的“五”更是涉及到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房子问题，也是世纪危改的启幕之举。

　　地震灾后重建虽然使得3.3万户居民迁入新居，但是天津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市委提出用五到七年时间基本完成市区成片危陋平房改造目标之后，探索出了“以路带危改”’“危改与房改相结合”等系列做法，完成了阶段性目标，5年之内使得180万居民改善了居住条件。在此之后，还逐步地构建了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经济租赁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为双困拆迁家庭提供了住房保证。十年的时间，天津拆除危陋房屋2241万平方米，新建住宅近5000万平方米，相当于危改前40年的总和，等于新建了一座百万人口的现代化新城，193万多居民喜迁新居。一项调查显示，1993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是9.6平方米，10年之后，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18.6平方米，是过去的两倍。

　　主持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居者有其屋就过渡到了居者优其屋，我们开始不仅关注房子的面积还开始关注它的质量和我们家的氛围。

　　张旭的老伴于姗当年嫁进张家的时候就住进了那件4平米的新房，嫁妆就是父亲过去用的一个旅行皮箱，4平米的空间还有一个柜子，而现在，她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足。

　　(同期)于姗：我自己感觉挺知足了，什么都有了，我那个电脑我也有了，用的电器、微波炉、烤箱、电冰箱、全自动、我什么都有。

　　(同期)张旭：电视俩。

　　(同期)于姗：对电视我有两个。录音机、随身听。

　　(同期)张旭：立式空调。

　　(同期)于姗：啊。还有什么MP3，我们家什么都有了，反正就挺好的吧。

　　于姗还说当时的大家族现在已经散住在了各地，但是每个人生活得都很好，当年和于姗张旭住一个院子的堂弟张福桐现在就落户在天津华苑居住小区，一个国家级的安居示范工程小区，99年搬入华苑新家的张福桐说了一个词叫幸福指数，而幸福感正是来源于生活条件的改善。

　　(同期)张福桐：我们过去在王顶堤住一个伙单，当时没有煤气，没有暖气，烧煤球炉子做饭。就每月400斤煤，扛到六楼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呢，开开煤气灶，就来天然气，而且我这还有地热，冷水、热水随时都可以用，24小时供应。你说这个生活质量，要说现在时髦话，幸福指数很高啊。

　　(同期)主持人：居住环境的变化，使得生活其中的人的心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曾经有人用微笑这个词来来形容天津，现在看来的确许多天津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而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一个词汇，因为它，我们曾经一度收起了笑容，开始严肃。而它入侵我们家园的这段过去也成为了国与家记忆中不能抹去的一道痕迹。

　　(字幕)2003年暮春，非典从广州开始蔓延

　　呼吸，在2003年暮春中国的所有大都会都成为了头号问题。一例又一例被公布的患者或疑似患者病例给人们带来了恐慌。天津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抗击非典的斗争。

　　(同期)刘惠：当时大家那种团结互助的精神真是(可贵)，说白了，真是不怕死的精神，到那里勤勤恳恳地工作，再危险也都不怕。当时我们也是穿很多衣服，要穿七层衣服，戴七层口，罩戴七副手套，然后还要穿胶皮鞋。当时很难受穿上这身衣服，但是大家还是义无返顾地走到红区里面。

　　现在的刘惠说起那段被隔离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她很平静的告诉我们，当时她的男朋友张强胜是首先被隔离的，作为一名防暴警察，他承担着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在非典时期，张强胜义无返顾地加入到了抗击非典的小分队中，而刘惠自己也自愿报名到了一线。

　　(同期)刘惠：有了大家才能有小家，如果作为医务工作者谁都不去，谁都不去支援的话，疾病蔓延开来，就没有小家了。只有有了大家才有小家。

　　走出一线的刘惠和张强胜都获得了特别嘉奖，并且举行了婚礼。如今有了宝贝女儿的三口之家更是其乐融融。刘惠说经历了非典更懂得了家的意义。

　　(同期)主持人：SARS，因为一场病毒入侵，我们的家和国遭遇了危机，但是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把危机减到了最小。当年的中国新闻周刊上有篇文章把这个词做了一个分解，S sacrifice牺牲,A appreciation,欣赏R reflection反思,S support支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欣赏生命，反思人生，互相支持。现在看起来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好了，接下来，我要和大家介绍一个人，在之前我们说到的几位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而这一位把家建在了天津的沈阳人。

　　刘宏鹏是天津师范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来到天津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对于天津的情感他不亚于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同期)刘宏鹏：我不但在天津求学、工作、生活、谈恋爱、结婚，娶了天津姑娘，成了天津的姑爷。

　　这位天津姑爷是1995年来到南开大学求学，从本科读到了博士毕业，10年的求学让他对天津的变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同期)刘宏鹏：我记得1995年我刚来天津的时候，很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骑着我的自行车，号称“两轮驱动”，跟你们现在的四轮驱动有差别，差两个轮，骑着我那两轮驱动自行车，在天津的大街小巷逛。我看到很多低矮的平房和楼房，而且楼非常旧。现在不管是骑自行车，坐车还是其它的交通方式，天津的市容市貌、商品房的建设，包括其它的建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的11年，每逢毕业，刘宏鹏就开始琢磨去向的问题，但11过去了，他仍然选择了留在天津，而对于他的选择，身边不同阶段的朋友给出的建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期)刘宏鹏：在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选择留在天津，很多人当时的看法就是其实你还有更好的选择。过了三年，等我硕士毕业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们的看法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说我要留在天津，他们就说其实天津也蛮不错的。又过了三年，我博士毕业了，我又一次选择了留在天津，这个时候很多人的看法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如果套用一下今年流行的一个词，他们的原话就是，选择留在天津，那是相当有眼光啊。

　　如今的刘宏鹏在天津买了房子，成了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第二故乡成为了第一故乡，而他更乐意将自己的全部献给他喜欢的这座城市。

　　天津在历史上就以他巨大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名流，现在还存留的五大道的宅第就能窥见一斑。天津在历史上就以它巨大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名流。如今他有着更加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新的城市定位被确立以后，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将越来越大。更多的刘宏鹏会选择天津，留在天津，正是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同期)主持人：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把城市比作一块海棉，吸收着不断涌流的记忆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再来看看我给大家展示的这几个词吧，也许在国和家发展的过程中，这些词汇并不代表全部，我们只希望挑选出这些可能已经尘封在您记忆中的城市手纹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来感念我们的家，我们的国发展的艰辛，更加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