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十一甲子。
60年前的10月1日，随着毛泽东主席庄严的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开国大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大盛事，更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它是圆满的、精彩的，也是盛况空前、中外瞩目的。围绕着这场盛事，既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又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
作为首都北京的重要门户，天津与开国大典之间，更是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翻开厚重的历史，穿越尘封的岁月，一个个真实而生动的天津人物、一件件鲜活而感人的大典故事在眼前铺开了触动心灵的画卷。作为一个天视人，尤其是科教频道《天津故事》栏目的一名编导，在接触到这些珍贵的素材的第一时间，我意识到：没有什么比记录和再现珍贵的历史，以此来献礼新中国成立60周年更为恰当、更为实际的了。于是，便有了《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这一选题的诞生。
如果说选题的诞生得益于现实的触动和心灵的感动；那么，《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这一节目的优秀完成则离不开史实的支撑和编导的创作。作为历史学专业毕业的我，对于史料及资料的搜寻、整理、把握和筛选是严格而准确的。史实的支撑，首先表现在尽可能多地获取与开国大典相关的第一手资料。为此，我进行了多方地调查和询问，在天津市档案馆征集部的帮助下，首次见到了天津人珍藏的开国大典观礼证及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资料，并从中发现了许多难能可贵的线索。其次，史实的支撑则更多地来自于开国大典亲历者、参与者及知情者的回忆与口述。经过多次的深入采访，“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逐渐进入了我的视野。
时年已经85岁高龄的曲根源老人，是我接触到的首个“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他与开国大典之间的故事，还得从五星红旗说起。开国大典前夕，由于制作大量国旗的需要，作为老牌纺织工业城市之一的天津，收到了赶制大批红布的任务。然而，由于当时国内缺乏染国旗所需的媒染剂，赶制任务一时陷入困境。于是，从事化工行业长达十几年的曲根源，主动承担起了研制媒染剂的任务。在曲根源等人的努力下，经过两天两夜的试验，媒染剂便得以研制成功。由于当时缺乏批量生产的设备，曲根源等人就采用“煤球炉子熬脸盆，外加筛子石头”的“土法子”，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就熬出了近10吨的媒染剂，不仅满足了天津的需要，而且还给青岛和上海发了货，为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虽然曲根源老人并没有亲历过开国大典，但开国大典的圆满与精彩，却离不开曲根源老人在幕后的默默奉献。当1949年的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30万人民群众汇聚如流，手执各式鲜艳的五星红旗共渡国庆的时候，那一片红色的海洋里必定离不开曲根源老人的奉献。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年迈体衰，曲根源老人日前已身患重症。此时，记者更深感采访机会的珍贵与难得，为这位开国大典幕后的贡献者留下更多更真实的影像记录，也成了《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义不容辞而又迫在眉睫的任务。
《今晚报》总编辑、开国大典时任《天津日报》记者的李夫同志，是记者联系到的另一位开国大典的亲历者。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李夫同志60年前曾在天安门前亲身见证并报道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时的李夫随队站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对面正中第一排，亲眼看见毛主席徐徐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听到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1949年10月2日晚上，天津市三十万人在河东区人民大广场举行盛况空前的庆祝大会。《天津日报》报社记者全体出动采访，当时的李夫又以记者身份在主席台上，负责采写大会消息。作为一个认真负责而卓有成就的报社记者，李夫曾在开国大典前夕，无数次地连夜赶写新闻稿，以亲身的见闻和笔触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拥有亲历者和采访者双重身份的他，对于开国大典的认识和回忆，实属难能可贵。
能够亲历开国大典的人，无疑是荣幸的，令人羡慕的；而既能够亲历开国大典，又能创作出切合时代脉搏、人民呼声的作品的人，无疑更是伟大的，令人敬佩的。而曾任天津音乐团团长的作曲家王莘便是这个既令人羡慕又令人敬佩的人。1949年的10月1日，王莘有幸站在天安门广场前，见证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游行的群众队伍浩浩荡荡地经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万岁”的呼声铺天而来的时候，王莘被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里萌生了“要是人们能唱着歌通过天安门广场就好了”的念头，而且这个念头并没有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而是支撑起了他的音乐创作。通过对王莘夫人及儿子的采访，我得知，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王莘反复创作推敲，并曾先后写出6首类似的歌曲。直到1950年9月15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王莘见到天安门前庆祝国庆的人群，才偶发灵感，创作出《歌唱祖国》的前四句歌词，而这四句歌词竟然是在烟盒上诞生的。而继诞生以后，时隔一年，歌曲才最终广为传唱。解密《歌唱祖国》背后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也因此成为了《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所要着力突出的方面。
另外，作为开国大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大阅兵中的天津人也是《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密切关注的内容。例如，当时受阅步兵的主要组成就是解放军199师，而这支部队正是于1949年的7月底在天津编组完成后，才到北京接受阅兵训练的，关于这支部队的更多情况引起了我的关注；此外，在开国大典的大阅兵中，驾驶我军第一辆坦克“功臣号”的董来扶同志，虽然不是天津人，却是地道的天津兵；等等等等。
充分的采访和细致的调查，使我掌握了丰富而生动的文字资料和口述事实；具备了充足的素材之后，如何进行二次创作和创新，成了《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所面临的下一个任务。而这一任务的完成则显然需要编导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一定的专业水平。经过深刻的思考，我认为，《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需要史实的突出，人物的鲜明；更需要情感的深入，刻画的细腻。在接触一个又一个“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时，我深切地体会到，他们对于祖国，有着难以言状的深情，而这种深情的真实流露才应该是本片应着力突出的关键所在，也才是最打动观众的地方。
当前电视媒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娱乐抢占正统，浮躁取代深沉的趋势令每一个电视人深感忧虑。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不期冀以故弄玄虚的“噱头”来夺人耳目，不奢望以华而不实的风格来“震撼”观众；《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只是一期纪实的小节目，然而它不只真实地讲述开国大典中那些天津人的故事，还要生动地表达那些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的感情；它既要让观众对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有所知，也要对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有所感。作为《开国大典中的天津人》的编导，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我已既有所知，也有所感，如果我的观众也能如此，那我便可以说，我真诚地为新中国60周年献上了自己的一份薄礼。(科教频道 宝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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