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个国家新主人们的梦想，是尽快得到更多国家对新中国的广泛支持和承认，于是一本本中国书籍通过一家家传播中国形象、中国声音的海外华文书店肩负起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使命，托举起“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梦想，而正是那些成就海外华文书店的国际友人、爱国华侨，让海外世界在阅读中认识了长期被外交孤立的新中国，让中华文化在全球化的洗礼中砥立于世界思想之林，让“了解中国”的梦想成为“阅读中国”的钟情。
专题纪录片《海外书店》，讲述的是新中国创立至今开展最早、影响最广、受众群体最多的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工程——“海外华文书店”。该纪录片由天津广播电视台制作，中国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和中国外文局联合制作。《海外书店》前往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巴西、澳大利亚等国拍摄书店故事，重现各国海外书店诞生的时代背景，体现书店的不同发展时代折射的中外国际关系，浓缩书店的生息与新中国时代变迁的呼应，采访当地亲历书店不同成长发展历史时期的见证人，对话“海外书店”影响辐射的各国文史界、艺术界、外交界、工商界代表人物，发现文化译码中国的海外视角，展现“海外书店”对中华文化活力的丰富和凝聚力的加深，通过纪录一间间书店、几代书店人的坚守和抉择，启迪文化的大国智慧。
2013年6月，天津广播电视台联合中国外文局正式启动了《海外书店》项目，在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鼎力协助下，天津广播电视台《海外书店》纪录片团队在过去两年里，先后拍摄采访了英国伦敦光华书店、法国巴黎凤凰书店、法国巴黎友丰书店、美国旧金山中国书刊社、日本东京内山书店、澳大利亚墨尔本、悉尼中华书籍和巴西圣保罗文昌书局。
该纪录片系列还将通过中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翻译、改编后推荐至中国驻外使(领)馆、中国文化中心对外传播。同时，中国外文局将协同天津广播电视台创作《海外书店》系列平面媒体出版物并通过中国外文局海外华文书刊网络全球发行。
光华书店(英国)
——当西方读者们开始通过《剑桥中国史》和《中国科学技术史》了解中国的时候，这两部汉学巨著的编著者们，正通过伦敦唐人街的光华书店了解中国。对英语世界而言，英国华侨邓家祥创立的这家全英唯一的海外华文书店里，是学不完的中国；而对华人世界而言，老邓打开的这扇大门里，是望不穿的故乡。
那是在1970到1980年代，每个月有两次，全英国的图书馆、大学和汉学家们，都在盼着一列驶向King Cross火车站的邮政列车。列车到站后，一位名叫邓家祥的华人会一麻袋接一麻袋地扛下那些印有“中国邮政”字样的包裹。当老邓顺利护送这些包裹到伦敦唐人街的光华书店后，这些来自剑桥、牛津、伦敦大学、大英图书馆的汉学家们才算吃了定心丸——这些因为装满图书而沉甸甸的邮包里，是维系现当代英国汉学研究，门类覆盖中国文明方方面面的华文书刊。
在总人口近15亿的英语世界里，英国至今延续着严谨的修史传统。迄今已编撰了半个世纪的《剑桥中国史》和《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英语世界最权威的中国史著作。英语读者通过这两部史书认识中国、深入中国的历史有多长，它们的编撰者对光华书店的倚重就有多深。
那时，不只是全英国的汉学家，眼巴巴盼着这些“中国邮政”包裹的还有在英国生活的十余万华人华侨。1970年代以前，英国华人虽听得到乡音、品得到乡味，却始终无法了解到来自中国的乡情家事。沿唐宁街首相府向前200多米的伦敦华埠，一条主街上挤满了五六十家饭馆、医馆和武馆，却没有一家华文书店，直到邓家祥1971年创办了光华书店，英伦的华人华侨们才找到一扇门，一扇推开就能望见家乡的书店大门。
今天，光华书店依旧是全伦敦唯一一家海外华文书店。华人在海外开店设馆多是办企业做生意，而“光华”两个字对老邓来说，是事业，是一辈子的感情。老邓告诉我们：只要是光华书店中国邮政的包裹到了，他年逾古稀的肩膀依然扛得起。
中国书刊社(美国)
——很多人知道“乒乓外交”瞬间消融了中美关系22年的坚冰，但很少有人了解在这22年里，真正让成百上千万的美国人，积极地关注中国，公正地了解中国甚至一心地向往中国的，是一间书店。而创办这家书店的诺伊斯家族，至今已在中美间布道和平整整六代人，一个半世纪。
1972年春天，尼克松前脚刚从故宫回到白宫，美国商业巨头梅西百货就紧接着受邀首次来华，随后是美国国家银行总裁、美国国安银行。不过，在这些巨头之前，完成美国公司对新中国首航的，是一家书店——China Books，中国书刊社。
1971年底，全美千万计的家庭在NBC六点档新闻，等着看China Books(中国书刊社)中国之行的专题报导。那盛况不亚于看1969年阿波罗登月，都是一个人的一小步，也都是全人类的一大步。
中国人极少听闻的China Books，对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1960年代，美国人想要了解到任何来自中国的客观消息，都会找China Books。麦卡锡主义封锁了中美的往来，而China Books又把远隔太平洋的中美两国，用一本本中国图书重新相连。单是“红宝书”，China Books就在北美创造了至今无人企及的100多万本的销售纪录。
为什么一间书店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破冰的先行者？答案是：创立书店的诺伊斯家族，从一开始就是中美关系的先驱。
美国传教士那夏礼兄妹，诺伊斯家族故事的第一代人，经历了109天的海上颠簸，终于在1868年踏上了中国大地。一个半世纪后，许多各地华人依然感念他们，不是因为基督福音，而是因为他们创办了一百四十周年名校培英中学和广州开埠来第一所女子中学真光女校。孙中山曾致函那夏理夫人，感谢她为中国妇女教育所做的贡献。
一如祖父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教育，他们的孙辈，生于中国广州的亨利?诺伊斯1960年为冷战中的美国带来了中国书刊。与几百万美国读者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基于《与敌通商法》制定的对新中国进行的贸易封锁。因为封锁，从1960到1980整整二十年，中国国际书店只能持续向China Books供书，却从几百万本图书的销售收入中拿不到一分钱。而中国对这个家族的信任，一如这个家族对中国的信仰一般，让一笔二十年都拿不到货款的生意，从没一丝犹豫地在中美两国间坚持了下来。诺伊斯家族六代至今，无论是传播福音，还是栽培教育或是推广图书，在今天看来，无一不是在播撒和平。
凤凰书店(法国)
——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文学家，如莫言般被西方读者所熟识，但是这些中国文学家一定不会忘记他们登陆欧洲文坛的第一站：巴黎凤凰书店。它把中国文化的活力展现给法国，却独自承受敌对势力带给自己的重创，三代凤凰人用身躯保护了凤凰的一次次涅盘，换来的是中法文化不可动摇的崇尚与成长。
2009年，巴黎凤凰书店的创始人雷吉斯?贝热隆辞世，遵照遗愿，先生葬回了家乡。葬礼很简单，只有女儿和书店的同事前来送行，没有墓志铭，棺石板上只是简单刻着贝热龙先生的名字和生卒年份。但是，一同下葬的一枚勋章，却又告诉人们这位书店老板的故事没那么简单：那是中法建交前周恩来总理颁发给贝热龙的荣誉。
1959年，当中苏关系恶化，大批亲苏专家纷纷撤离中国的时候，贝热龙和另外三个法国专家毅然前往当时尚未建交的中国援助建设。两年后返回法国的时候，老贝带回的不仅仅是勋章和中国人民的祝福，还有一个向法国介绍中国文化的愿望。
1964年，法国不顾西方世界的层层阻挠，义无反顾的牵手中国建交。第二年，贝热龙就在巴黎街头建立了法国第一家海外华文书店：凤凰书店。虽然老贝希望用超越政治和外交的文化远见，让凤凰脱离于党派与意识形态的纷争，但一波波政治风潮还是让这只凤凰一次次身陷浴火。1980年，极右势力烧毁了书店，第二代经营者克莱尔火海中面目全非，但这位女英雄和第三代经营者菲利普用行动让一度心灰意冷的老贝选择了坚持。他们在废墟上架起报箱，继续接受读者订单，向整个巴黎宣告：凤凰将涅盘重生。
更多的读者走进了重生的凤凰，而这只凤凰五十年来一直庇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又随着这人来人往走进了当代世界文学的主流，成为很多外国人了解中国社会最钟情的方式。
今天，在华语文学界，凤凰书店之名无人不晓，是否受邀在凤凰书店主讲过文化沙龙，成为检验某一华语作家是否可以在世界文学界代表中国发声的不成文标准；而在法语世界，凤凰书店影响的一批读者，成为今天活跃在中法思想界文学界的启蒙者，在他们看来，凤凰不仅仅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更是巴黎的“小中国”，一个远方的故乡。
内山书店(日本)
——中国现代文坛的黄金时代与民主革命的白色恐怖时代不期而遇，新生与毁灭之间，隔着一道内山书店的大门。创立一个世纪后，内山完造先生已隔世，被生死营救过的鲁迅、郭沫若、田汉等人也已不再，但是内山毕生守护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果实和中日间终将彼此了解的理想，依然生命鲜活。
1936年“民族魂”鲁迅溘然辞世，上海各界为先生举行了倾城送行。在治丧委员会主席团7人名单中，宋庆龄和毛泽东的签名旁边，是一个日本人。在当时东三省沦陷、中日全面战事一触即发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却是为先生治丧无人置疑的人选，内山完造。
一百年前的1917，内山完造在上海创建了内山书店，日租界的内山书店是全上海仅有的三家可以买到外国进步思想书刊的书店之一，内山书店的背后是大批在思想上嗷嗷待哺的中国进步志士。如果说诚信售书是一个书店的本分，推动思想交流是一个书店的情分，那么救人救国则让内山一家小小的书店，挑起了中日关系重重的担子。
从1927年白色恐怖开始，内山完造先后救下了郭沫若、田汉、陶行知、周建人……鲁迅先生更是被完造掩护到辞世那一天。毫不夸张地说，内山书店掩护的是现代中国文坛的黄金一代，救下的是摸黑成长的中国民主革命。一张桌子两把藤椅，内山书店一角的“漫谈席”始终端坐着完造的道义和人格，坐看本不该书店承受的生死之重，也成为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最宝贵的民间财富。
抗战结束，内山完造第一时间站到了修补中日关系的前线。从1948年开始在全日本各都道府县巡讲中国1000多场直到辞世，与郭沫若廖承志携手推动了中日民间关系的黄金时代。1959年9月，全国上下都在扳手指盼着新中国十年大庆的大喜日子的到来，受邀来中国参加大庆的中日和平义士内山完造先生，却因脑溢血突发骇然辞世，没等到十年大庆的那一天，也没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那一天。
经历了胞弟内山嘉吉，侄子内山篱之后，今天的内山书店已经传到了第四代内山完造的侄孙内山深，他的梦想是在中日两国间终有相互了解的那一天，把内山书店开回上海，开回到完造长眠的土地上。
文昌书局(巴西)
——半生出身戎马家庭却未见祖国统一之日，半生在西方封锁的年代里为中国广积海外财富，临终前最念念不忘的却是他亲手创办的一间华文书店。在这个地球上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度巴西，有一段对华文图书最长久的坚守，即使葡译华文图书的出版退到了最后一片阵地，文昌书局在，南美华人的精神家园就还在。
2015年5月，巴西圣保罗州议会大厅，联邦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华人团体和各路媒体见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葡萄牙文版在葡语世界的首发式。你可能无法想象当一位巴西华侨，在远离祖国大陆直线距离超过1万3千公里，飞行时间超过30个小时的地方，看到一本葡译中国书时的感受。这些年中国出版的葡译图书每年仅有五六种，还多是字典，巴西华侨很难从当下新书中读到当代中国。因此，此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葡文版通过巴西最大的图书连锁商在全国50多家门店上架零售，绝对是中国图书在葡语世界的一次突破。
而对于《治国理政》葡文版的引进者，巴西华侨何安先生来说，整整五十年为中国图书在巴西开创大场面，是何氏家族三代人的家业，更是家父何德光临终的嘱托。
在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外交封锁的1950年代，出身革命世家的何德光凭借遍及香港与北美的人脉网络，出口国货到拉美地区，为新中国换取了宝贵的外汇储备。那时候，南美政局混乱、华侨孤立，看到中国书听到中国声，在南美更是奢侈品。在贸易顺风顺水的时候，1964年何德光创办了巴西圣保罗的文昌书局，这块在地球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度上，侨民终于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奔走中巴建交、营救军政府扣押中国人质、率巴西贸易代表团访华、亲手升起圣保罗总领馆第一面五星红旗，临终前的何德光对末子何安的嘱托竟是：“无论如何也要把书店办下去！”今天的文昌书局是50万巴西华人唯一一家华文书店，更是今天拉丁美洲全体华人华侨唯一一家海外华文书店。金砖之国体系建立后，中巴间政府和经贸往来愈发活跃，而中国图书的海外振兴之梦，是否可以在这洋流中抵达梦想的彼岸？何安一家用文昌书局的故事，告诉所有关心华语文化的人们，海外华文书店的中国梦今天依然在坚守，在开拓。
中华书籍(澳大利亚)
——一个汉语教学普及率最高的西方国家，一个华人比例最高的西方国家，一个唯一授予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这是拥有最年轻海外华文书店“中华书籍”的澳大利亚。而这间最年轻的书店正在遍阅最古老文明在最青涩大陆上两百年的艰难生根。
作为澳大利亚墨尔本最大的狂欢节，每年三月蒙巴节的压轴大戏，是一条号称“全球最长龙”的百米传统中国龙大巡街。为了这条龙，墨尔本市区要先后封锁13条街区，两百多人一起舞着这条大龙，而其中大部分人是洋教头、洋旗手。一条热热闹闹的长龙，是当代澳大利亚多元性的真实写照。可是，不到两个世纪前，中国龙在这片新大洲的第一次登陆却没那么风光。
墨尔本以北100多公里处的巴拉瑞特市，是淘金时代的开采中心，库克船长宣布发现澳洲后，3万多名华工被当作“猪仔”卖到了这里。由于“猪仔”只有男丁，这几万名华工几乎没有在澳洲留根，但是他们留下了澳洲最早的华文：矿区中心的“关帝庙”和市郊的华人墓区上一个个名字。
1866年，全澳洲第一个华人公会在墨尔本成立，此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次次中国社会的变革都在墨尔本唐人街一个个街巷里弄的汉字中留下了线索。除了餐馆、医馆和武馆，墨尔本唐人街上有中国在海外地区最早最密集的报馆、学馆。华人开始在主动融入澳洲多元社会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留根这里。
今天，全澳洲唯一专营中国图书的海外华文书店China books中华书籍，就坐落在唐人街的入口，“中华书籍”四个字，每天就气定神闲地坐看全澳洲来自超过114个国家的移民在这个繁忙的路口往来穿梭。在全球实体书店整体萎靡的今天，中华书籍的创始人Tony McGlinchey，凭借独创的“图书配套衍生品”经营策略，实现了实体书店的逆势增长，不但成为全澳洲学习中国文化的必去之地，而且也成了澳洲中医学界无人不知的中医药宝库。而伴随着中华书籍一起增长的，是华人在澳洲主流社会地位的一步步提升。今天，澳洲依然是全球唯一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海外国家，学习中文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百分比，澳洲是海外最高的。华人的故事，在一本本中华书籍翻开的时候，已经在这个土地上代代留根。
友丰书店(法国)
——如果说绝大部分的海外华文书店，展现了世界的辗转带给中国的嬗变，那么巴黎友丰出版则是无论世事如何改变，展现给读者的都是中国的恒久不变。以全世界首部9卷本《史记》外文全译本为标志，友丰出版三十年共出版了超过1000部中国文化书籍，金庸等华文巨擘正是通过友丰而风靡法语世界。创始人潘立辉让这个盘面不足3平米的世界上最狭小的出版社，成为了海外华文传播中的文化绿洲。
寸土尺金的巴黎六区索邦大学旁的王子先生街上，两百多米的街密布着26间书店，其中一间叫友丰。这个店面不足40平米的书店里，有全世界最狭小的出版社——不足三平米的友丰出版社。
可就是这三平米，却被欧洲汉学界封为神坛，能在友丰出版社发表作品，代表着汉学研究的最前沿对这位学者的关注认可。而对于华语世界的诸多作家来说，这三平米的弹丸斗室，是他们进入西方主流读者群的第一阵地，包括金庸在内的许多华文作家因为友丰的翻译出版，得以在西方登堂入室，被世界读者熟识崇敬。
35年来超过1000本与中国有关的图书通过友丰出版发行，直到今天友丰依然是海外华文书店唯一一家兼顾出版的。1976年，身为柬埔寨华侨却把杜甫当作“豆腐”的潘立辉，为了学好中文，竟决定在索邦大学旁自己开办这家友丰。后来为了能更多读到自己想看的书，他决定再开出版社。看似是少时的冲动，老潘却坚持到了今天。现在全法国学习汉语的人，没有不知道友丰书店的，他们既是友丰书店的读者，也是友丰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教材使用者。
2015年6月8日，老潘独自在友丰的仓库前，卸下了海运过来的八个立方3吨多重的货厢，拉着手推货叉如老牛犁田般，将这八个立方一趟趟搬进了货仓。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八个立方，全世界第一次外文版《史记》全译本；而对这位年迈的老潘来说，这样的搬运是他坚持了二十多年的修行，这个货仓装满了他一生的填仓，里面写满的是他一个人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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