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想到儿时的一个梦想，竟成为了我唯一的事业选择。
自从1989年大学毕业后，真正走入电视领域已经整整二十年，回首二十年，不免心生感慨。应该说这二十年是中国电视飞速发展的二十年。能够与中国电视共同成长，亲眼目睹与见证它的变化，如今想想也觉得是一种幸运和福气。
还记得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满怀着激情与理想，我迈入了天津电视台的大门。也就是从那个时刻起，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电视工作者。真心的感谢天津电视剧制作中心，因为正是它让我在初次接触电视时就懂得了讲故事在电视中的作用。而这一点在我多年后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借用时，更有了比别人多一分的感悟。1994年，也就是东方时空成立一年后，我有幸走入了这个集体，而在东方时空的日子，也成为了我从事电视事业二十年来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个栏目的诞生和存在，必有其自身的使命和责任，而一个栏目的成功和发展，必有其自身的能动和机制。在《东方时空》诞生前，中国电视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它按照媒体的政治文化属性将其视为行政事业单位，其财务体制仍按国家事业单位的统一政策来执行。这种忽视了媒体自身属性的行政管理模式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日益成为了困扰电视新闻宣传工作发挥更大功效的重要因素。为了理顺管理机制的问题，《东方时空》率先实行了“制片人”制，制片人成为了栏目和节目创作的核心，制片人不仅负担把握栏目节目质量的责任，同时也掌握着人、财、物的权力。至今我还能清楚的记得当时面见《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制片人陈虻时的情景。
当时的生活空间在北京医科大学的电教中心租了几间房子，第一次去时正赶上是午饭时间，陈虻让我先和大家去吃饭，然后再谈。而事后我才知道，陈虻对我的考察已经开始了，他发现我下楼时主动为大家开了门，吃饭时又抢先为大家摆放了碗筷，离开时又帮忙装盒打包。。。。随后在我和陈虻的面谈中，他只是简单的问了我几个问题，就同意我去“生活空间”工作了。原来当时陈虻选择节目编导的原则就是看他是否具备人文关怀的理念，他认为一个对别人毫不关心，自私自利的人是不会做出好节目的。于是，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接受来自《生活空间》、来自陈虻的一个又一个在当时闻所未闻的崭新的理念：
“我们并不是在描述存在，而是在努力寻找存在的原因。”
“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要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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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侯的生活很简单，一群充满了激情与理想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谈节目，看片子，大家以单位为家，彼此之间更像兄弟姐妹。没有辣椒酱了，肯定有人会买来；没有咖啡了，第二天一定有人主动买来放在桌子上。还记得有一次没有醋了，结果转天大家一人带来了一瓶，摆放了满满一桌子。
那段日子，是忙乱而辛苦的。记得有一次去云南大理拍摄，我背着当时老式摄像机的十几盘磁带和五六块电池，左手拿着将近二十多斤重的老式三角架，右手还要举着一个挑杆话筒，一直跟随拍摄者上山下山，整整一天几乎没有停歇过。而事实上，体力上的艰苦还可以承受，但是恶劣的天气条件却常常让我有苦难言。记得有一年的十二月，在黑龙江黑河采访，我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好把事先准备的采访提纲拿出来，给拍摄对象看。一个礼拜下来，我的脸上和手上长满了冻疮。有一次七八月份在湖北秭归，拍摄长江上的船工，记忆中我身上的衣服湿透后就几乎没有干过。空气是凝固的，整个城市犹如一个巨大的桑拿房。
在外拍摄回来，马上就要进入后期剪接，记忆中那时候几乎整晚整晚的不睡，即使这样，做出来的片子还要遭到制片人陈虻的指责与严厉批评，一个片子修改五遍六遍，那是常事。晚上做梦都是在剪片子，常常惊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可是我们也有快乐的时候，当我们出去采访时，别人听说我们是“讲述老百姓故事”的记者，竟然吃饭坐车都不肯要我们的钱。当然我们还是要给的，但那份自豪与骄傲却一直在支撑着我们去努力工作。当我们的节目播出后，带给那些拍摄对象实质性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更会强烈的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时光如风，掠过的是呼啸而去的岁月，留下来的是生命中我们为自己许下的承诺，原来可以一直一直在做你想做的事情，也是一种真实而沉重的幸福。因为拍摄的是最最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我们也因此接触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很多时候，那些故事让你不忍心去触碰。有一次拍摄一位83岁的老人，她并不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而她的亲友则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我们。她最大的希望是她唯一的但并非亲生的女儿的婚姻可以走运——我们拍摄老人那天她的女儿正好再婚。老人一个人，平和地、寂静地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玩弄着手里的纸牌，每隔一分钟看上一次表，因为女儿答应在举行完婚礼之后回来看她。女儿最终没有来，给我们的解释是因为我们在，新女婿不好意思上门。老人独自一人吃的午饭，萝卜陷的馅饼，是前一天表侄女过来给烙的。不知道是不是饼有点硬，老人只吃了半个。她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靠在窗前向外凝视。在我们走的时候，老人好像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微笑着对我们说了一句话：只要慧芳(女儿)这回不受气，我就是死也闭眼了。老人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节目播出后的一个月老人死于癌症。
事实上，在我们的拍摄中类似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很多人他们面对生活的坚强与勇敢，让我们肃然起敬。我曾拍摄过一个靠卖豆浆为生的女人，丈夫死的早，留下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年迈的老父亲，生活在南京仅存的一片棚户区里。每天凌晨三点，她会准时起床磨豆子，然后再把磨好的豆浆装上三轮车，无法想象她一个南方女人弱小的身躯是怎样把一大桶一大桶的豆浆搬上搬下的。上午卖完早点，她还要去好几个人家做家政。每天都要忙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就在我们拍摄中，有一天早晨，她还捡回了一个被弃的女婴。她竟然决定收养她。我问她：你自己的生活也很艰难了，再加上一个孩子，你能行吗？她笑着说：我们农村人都皮实，有我一口饭吃就有她一口饭吃，养活个孩子很容易。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就没有听女人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在笑，似乎生活对她来说，就没有困难和痛苦。她喜欢唱歌，尽管音完全不准，但我仍认为那是我们至今听过的最好听的歌声。
如今，一晃很多年过来了，很多拍摄对象都成为了我的朋友。尽管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作为一个电视工作者，我始终牢记以人为本，坚信人文关怀的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在任何时候，对人的关注始终是媒体不变的一个目标。2008年12月底，我曾经的领导，曾经的老师，曾经的朋友，曾经的大哥----陈虻猝然离世。。。在他年仅47岁的短暂生命里，留给了中国电视很多值得记忆的东西。感谢生活，感谢东方时空，感谢陈虻，正是他们教会了我该如何做人，该如何做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
如今，中国的电视改革依然在进行着，公众的视觉文化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无论怎样，走过二十年，电视这份事业曾经带给我无数次的感动，我随中国电视一起长大，我依然喜欢这份工作，它让我体味了更多的酸甜苦辣，生离死别，它让我的人生变得比一般人更加丰富多彩。
永远怀念那些曾经被激情燃烧过的日子。(剧中心高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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