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达沃斯到中国，有着近8000公里的飞行距离，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地方，却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被连接在了一起。1979年，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向刚刚宣布改革开放的中国，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此后，在这个世界经济的顶级盛会上，总少不了中国人的身影。7月15日，《财经视界》要和一位很有分量的嘉宾来梳理30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关系，解读其中的微妙变化。
成思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学者，世界经济论坛中国指导委员会主席，从2003年起连续多次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冬季达沃斯论坛。
(演播室访谈一)
主持人曲蕃蕊：那么03年，当您接到达沃斯论坛给您发出邀请的时候，您对达沃斯论坛了解多少？
世界经济论坛中国指导委员会主席成思危：那时候说实话，知道的不多。它具体的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气氛那个不大了解。反正知道是比较高层次的论坛。那么去了以后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主持人：有什么不一样？
成思危：我觉得它有几个特色吧！第一个，它参加的人层次很高。在达沃斯说句不客气的话，走几步道就可以碰到一个名人。第二个特点呢，是它研讨的课题都是世界性的重大问题。比如说全球气侯变化，中东地区的和平问题，反恐问题。第三个特点就是达沃斯论坛的影响，确实是广的。这个在达沃斯论坛期间，世界主要的媒体几乎都集中在达沃斯。比如说BBC每年都有一个向全球直播的一个大辩论。我参加了两次，今年我参加的就是叫“世界经济展望”这么一个大辩论。据他们说有三亿人收看。所以我有的时候到一些地方，人家把我认出来了。我说咱们没见过面。他说通过电视转播，特别是到国外。
主持人：那么您也参加过很多的世界论坛，您觉得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您比较喜欢它的哪个环节？
成思危：我觉得达沃斯论坛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可以说是自由探讨，各种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的地方。在整个论坛过程中，它基本上没有什么长篇的大段的报告。它最通常的形式就是我们所谓的评论员，就是一个会议可能有四到六个评论员，有一个协调人。然后你讲一段，他讲一段，然后协调人在当中穿插，或者他的问题请你回答，你的问题请他回答，甚至请台下的观众提问题。而这几个评论员和他们的观点完全不一致，甚至产生一些争论！但是呢，都本着一个民主的原则。就是说我可以反对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尊重你发言的民主权利。
虽然参加冬季达沃斯论坛的历史并不算长，但成思危对论坛从陌生到熟悉，再到逐渐融入论坛氛围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与达沃斯从认识到合作的写照。从零到顶级，世界经济论坛的发展过程曾经经历过三大转折，一个是在1979年逆势引入“中国概念”，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参会邀请，二是在2002年911事件之后，达沃斯在纽约举行了一次年会，第三个转折就是，2007年走出瑞士，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永久主办国放在了中国。三大转折中有两个都与中国直接相关，足见中国对论坛的价值。
(采访)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克劳斯•施瓦布：中国是一个增长十分迅速的全球经济体，它在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当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不管是在区域平衡和其他的领域，它也起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从1981年中国正式派代表参会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的合作，几乎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最近8年，随着中国崛起，有关中国的话题更炙手可热。从全球经济前景、能源价格走向、美元贬值、甚至欧洲企业竞争力，在冬季论坛期间，随便进入一个分会场，都能听到“中国”二字。如今，世界经济论坛除了在日内瓦的总部外，在全球只有两个办事处，一个在美国纽约，一个在中国北京。
(演播室访谈二)
主持人：从03年您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到今年您已经参加多次了。
成思危：对，五次了。
主持人：五次了。您觉得中国和达沃斯论坛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变化？
成思危：1979年开始，我们一些学者开始参加达沃斯论坛，也包括我们在国外留学的学者搞经济的，这可能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开始跟达沃斯建立了关系。这个时候达沃斯也在中国举办了一些活动，像跟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联合举办的一些活动。但是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毕竟是一个协会，当然它的影响力可能就小一些。第三个阶段是政府正式明确了，由发改委正式作为和达沃斯论坛对口单位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合作更深化了。
主持人：那么在二者之间的关系进程当中，谁更主动一些？
成思危：从我的感觉来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可能更加主动一些。因为他们看到中国的未来，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所以他们也希望能更多的听到中国的声音。
主持人：那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的经济论坛都在邀请中国，中国也参加了很多，您觉得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对这些论坛的一个吸引力吗？
成思危：这个问题是这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上也有各种观点。大体上是这么几种：一种就是觉得不可思议。中国原来这么一个贫穷的国家，怎么会不可思议发展这么迅速呢，wonderful是非常一种吃惊。这是友好的，最友好的一种。第二种是好奇，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中国人给他们说明。第三种，我认为是嫉妒。就是说你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上跟他们有分歧。但是你发展这么快，他有一种嫉妒心理。怎么说呢？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吧！所以总挑你中国的毛病。当然最后是有个别人他就是带着反华的有色眼镜，这种情况下只能针锋相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不管是赞赏、好奇、嫉妒还是挑剔，这些都丝毫没有阻挡“中国热”在世界范围以及顶级论坛中的快速升温。为此，论坛甚至调整了它的组织结构。
记者徐伟：中国组原来仅仅是亚洲组下面的一个分支，在2007年年底的时候被单独开辟出来，成为与亚洲组、欧洲组、拉美组并列的一个组别，主要负责每年在中国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目前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在全球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作为连接中国和论坛的一个渠道，中国组的工作也是越来越繁忙。
在瑞士总部，我们遇到了在中国组工作的青岛姑娘刘钰，她主要负责中国地区的企业会员，并组织在中国的相关会议，可以说刘钰每天都在体会着中国与论坛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而这种变化背后，显示的是世界对中国的需求。
(采访)世界经济论坛总部中国组成员刘钰：尤其像07年08年，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在中国之外的一些区域峰会，大家就强烈的要求一定要有中国政府的人物参加，一定要有中国的企业参加，以至于在哪些地方你如果要开会，讨论哪些地区的热点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参加那这个讨论肯定就不完整。
虽然为中国的备受关注而欣喜，但身在国外的刘钰还是清醒地看到，我们在这种世界级论坛中的声音，与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匹配。目前，世界经济论坛有一千多家会员企业，其中的中国会员只有29家，在每年冬季达沃斯两千多名参会者中，中国人不超过50人。1981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曾创办“中国企业高峰年会”，西门子、大众都是通过这个渠道第一次进入中国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连续举办27年来，它在中国的影响平平，而《财富》全球论坛、《福布斯》论坛这些后来者反倒是名声鹊起。因此，不管是参会，还是办会，我们都应该重视收获。
(演播室访谈四)
主持人：我们可能真正和达沃斯论坛有最高层的紧密接触，也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就您觉得就这三四次中国与达沃斯论坛之间的这种交流，我们会获得什么样有益的收获？
成思危：一个是宣传中国，先让世界了解中国吧！我曾经在达沃斯论坛上讲过，我说五到十年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崩溃论”。当时你们不相信中国的成就。那么三五年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从两方面分析：一个就是说它承认你的成就了。但是认为你对它是个威胁了。
主持人：构成了威胁了。
成思危：构成威胁了。如果你是小个，小土豆一个它根本不在乎你。现在一看中国发展这么快，中国GDP占到世界4%了那时候，它觉得你值得重视了。那么近两三年来，我们听到的是“中国责任论”，给你带高帽子了，中国是个大国，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等等。所以从这过程你可以看到，对中国的了解毕竟还是在进步。第二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吸收国外很多各方面的观点。这样对我们的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或者说分析世界形式也会有好处。第三个我觉得，在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这些高层人士熟悉领导人，这也很重要。中国人参加达沃斯论坛有一个问题，就是语言，语言问题比较大。达沃斯基本上不配备同声翻译的。可能由于这个限制，我们每年去的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据我知道每年也就三四十人。那么达沃斯论坛参加人员一共两千多人，我们中国才三四十人。
主持人：四十分之一。
成思危：六十分之一。这太少了。像今年达沃斯论坛以后，英国金融时报就曾经有篇评论“中国人哪去了”“Where's the Chinese”。很多在涉及中国的这种评论员会上，没有中国人参加。所以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能今后有更多的企业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能够参加，能够发出中国的声音。
的确，达沃斯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而当达沃斯把目光投向中国，尤其是夏季达沃斯走进中国时，怎么利用好这个平台，让中国企业有所收获，并借此表明中国立场，可能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论坛历史悠久，但论坛绝不墨守成规，明天的《从达沃斯到天津》，我们要和爱国者的老总冯军一起聊聊论坛的创新之举。 |
